刘慧娟律师
可以，但并非当然、必然从轻，也不等同于减轻处罚。犯罪嫌疑人主动退赃而被害人拒收，只要退赃行为真实、自愿、及时，并通过司法机关或者其他可查证方式实际履行或者提出履行，通常仍可作为酌定从宽量刑情节予以评价；被害人拒收不当然阻却该情节成立。是否从轻以及从轻幅度，由司法机关结合犯罪性质、退赃数额与主动性、损害弥补程度、认罪悔罪表现、被害人拒收原因等综合判断。其法理在于，退赃退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被侵害的财产秩序、降低犯罪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并体现犯罪嫌疑人的悔罪态度，因而属于量刑时可以考虑的酌定情节。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判处；刑法第六十四条则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退赃退赔虽然不是独立的法定从轻情节，但在量刑实践中具有评价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其中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应从严掌握。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退赃退赔也是判断“认罚”的重要参考。被害人拒收时，如果犯罪嫌疑人已将赃款赃物交办案机关保管、书面通知被害人领取而被害人拒绝，或者通过其他合法方式固定退赃事实，司法机关应记录在案并审查其主动性、真实性。若仅口头表示退赃、附条件退赃、退赃不彻底，或者被害人拒收系因犯罪嫌疑人不愿足额退赔，则不能认定或者从宽幅度受限。还应区分退赃与退赔：退赃侧重返还违法所得，退赔侧重弥补被害人损失；被害人拒收不消灭其民事权利，也不影响司法机关依法追缴。因此，主动退赃而被害人拒收，可以成为从轻处罚的酌定依据，但不是应当从轻，最终仍由司法机关依法裁量。
犯罪嫌疑人仅表达退赃意愿但未实际交付财物，能否认定为退赃？
一般不能仅凭口头表达退赃意愿认定已经退赃。退赃退赔作为量刑情节，核心在于是否实际减少违法所得或者弥补损害，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真实、积极的履行行为。仅表示“愿意退”但未交付财物，既未使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得到恢复，也未使违法所得被追缴，通常只能作为悔罪态度的参考，不能等同于实际退赃，从宽幅度明显有限。司法实践中，认定退赃通常需要有客观行为支撑，例如将赃款赃物上交办案机关、向被害人实际返还、通过转账支付退赔款、在办案机关主持下签订退赔协议并实际履行，或者因客观原因无法直接交付时将款项交办案机关保管并留存记录。若犯罪嫌疑人确因被害人拒收、联系不上等客观障碍未能直接交付，但已通过办案机关表达退赃意愿并准备足额财物，可以结合具体证据评价其主动性和悔罪程度，但仍应与已经实际退赃退赔的情形有所区别。依据刑法第六十四条，违法所得应当追缴或者责令退赔；量刑指导意见强调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说明单纯意愿不足以替代实际履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退赃退赔是“认罚”的重要表现，但同样需要实际行为支撑。因而，口头承诺不能当然换取从轻处罚；只有将退赃意愿转化为可查证的实际履行或者因客观障碍已尽力履行，才可能对量刑产生实质影响。
退赃退赔与认罪认罚从宽是何关系？
退赃退赔与认罪认罚从宽既有联系，又不能简单等同。认罪认罚从宽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退赃退赔是判断其是否真诚悔罪、是否愿意接受处罚的重要参考，但并非所有案件中认罪认罚都必须以退赃退赔为唯一条件。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认罪认罚从宽是制度性从宽，退赃退赔则是常见的酌定量刑情节，二者可以同时评价，但应避免对同一行为重复从宽。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并积极退赃退赔的，通常比仅认罪认罚而不退赃退赔的从宽依据更充分；退赃退赔但拒不认罪、不承认指控事实的，可以酌情考虑退赃退赔情节，但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反之，认罪认罚但确有困难未能退赃退赔的，也并非一律不能从宽，仍需结合犯罪性质、退赔能力、悔罪表现等综合判断。依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指导意见，退赃退赔、赔偿损失、达成和解等是考察“认罚”的重要因素，但“认罚”并不机械等同于全额退赔。因而，退赃退赔可以增强认罪认罚的从宽基础，认罪认罚也为退赃退赔提供制度评价空间；二者是相互关联、综合裁量的关系，不能相互替代。
退赃退赔与取得被害人谅解在量刑上有何区别？
退赃退赔与取得被害人谅解在评价对象和量刑意义上存在区别。退赃退赔侧重物质层面的违法所得返还和损失弥补，目的在于恢复财产秩序、减少犯罪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被害人谅解则侧重被害人对犯罪行为的宽恕和矛盾化解，往往以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真诚悔罪等为基础，但不等同于退赃退赔。退赃退赔不以被害人谅解为条件，即使被害人拒收或者未出具谅解书，只要退赃退赔真实、主动、实际履行，仍可作为酌定从宽情节评价；取得谅解也不当然意味着退赃退赔已经完成。量刑上，退赃退赔通常依据量刑指导意见在综合犯罪性质、弥补程度、数额和主动性后减少基准刑一定比例；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积极赔偿但未取得谅解、未赔偿但取得谅解，在从宽幅度上通常有所区别，且对抢劫、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应从严掌握。刑事和解制度中，达成和解协议并取得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但刑事和解有特定案件范围，并非所有案件均适用。被害人拒收退赃退赔款物，可能影响其是否出具谅解，但不能据此否定退赃退赔事实本身；同样，取得谅解也不能替代对犯罪事实、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的整体审查。因而，退赃退赔与被害人谅解是两个不同但可并存的量刑评价因素，司法机关应分别审查、综合裁量，避免将二者简单混同或者相互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