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期被“开除”，还能获得经济补偿吗？

律师观点分析

和周XX第一次的交流是通过电话，对方是上海本地人，通过58同城在四川某市一大型企业应聘成功，成为其常驻上海的销售人员。周XX没有到过四川XX本地，应聘成功后的半年一直在上海拓展业务，劳动合同也是签订后邮寄回总公司。

据周XX最初的介绍，他和公司约定的试用期是6个月，公司正好在满6个月的最后三天向其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要求，原因是不符合试用期转正的要求。接周XX的案件也有一些曲折，毕竟即使能够要求补偿或赔偿，金额也不会太大，而且直到最后顺利结束该案，我们都没有谋过面。仅凭两通电话建立起委托关系，对我来说也是挑战。

接该案之前，我了解了周XX工作的基本情况，月薪大概在7000元，岗位是城市营销经理。6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内没有营销任务。据周XX说，在工作期间遵守公司岗位职责，履行出差报告义务，虽然没有营销任务，也积极的再拓展客户。而且在入职之前，公司没有明确告知其岗位转正标准，在工作过程中也没有制定过所谓的标准。最后要求其离职，也只是在钉钉上用一句“你不符合公司转正标准”就要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听了周XX的介绍，我对该案还是很乐观的，毕竟周XX确实没有明显违规违纪的行为，公司也确实没有很明确制定和告知转正标准，这些都应该是在入职之前就明确的。因为周XX是上海人，没有到过公司当地，他愿意将该案委托给素未谋面的我，我还是很有责任感和正义感，想为其争取最大的利益。

建立委托关系后，我在一周之类准备好立案的基本证据和劳动仲裁申请书，并上网查询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相关案例，但搜索未果，后立即到公司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申请立案，仲裁委接到申请后也告知试用期追偿的案例凤毛麟角。劳动仲裁委在当周五就给我们立案，并定好两周后开庭。开庭当天，双方到场（周XX未到），我在开庭前就先看到了对方公司的答辩状，答辩内容让我有些措手不及。公司指出周XX并不是向他所说的遵守劳动纪律，因公司的岗位变更，周XX自己销售的业绩很差，就和上司吵架，开会时也经常顶撞上司，没有其所讲的遵规守纪，认真工作。但是对方的答辩状中也暴露了一个缺点，对方称本来和周XX约定的试用期是到2020年2月底，但因为今年疫情，临时又重新约定了试用期，才变成了5月份。我立即和周XX核实，周XX否认和领导顶撞的事实，同时也确认试用期是变更过一次。

正式开庭的时候，公司也拿出微信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证明周XX确实在工作过程中不遵守劳动纪律，和领导吵架。

我的答辩意见主要包括，公司应当在周XX入职时就告知其转正标准，而不是在其已届满试用期后专门为其“量身定做”一套标准，作为劳动者，截止目前，我们不清楚公司是没有转正标准，还是针对每个个体有一套独立的标准。即使如公司管理人员所说，周XX不符合转正标准，也应当按照公司正常程序对职工进行考核，如其平时的表现确实达不到转正标准，也应该下达正式的文件告知，而不是仅仅在钉钉上用一句轻描淡写的“你不符合转正标准”就要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根据相关劳动法律规定，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这项权利的行使是有条件的，即要求单位证明该员工不符合录用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公司的行为已明显违背该条款之规定。同时公司指出，因为给周XX调整了岗位，才会有延长试用期的情形，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并没有规定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延长或变更试用期，公司的行为是假借调岗来变更试用期，违反法律的规定。公司指出周XX在岗期间只开发了一个客户，累积不到3万元的销售额，达不到岗位的任务标准。首先，任务标准是否提前披露；其次，周XX在入职时，公司是没有规定任务的，对周XX有明确的任务下达是在2020年5月初，但周XX在5月16日就被辞退，如果周XX继续在该公司工作，未必不能完成工作任务。

最终，我方提供的证据和理由更充分，得到了劳动仲裁委的认可，但考虑到周XX确实也有一定的过错。案件最后进入调解阶段，周XX的权益也得到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