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认定从犯了，为什么还要说明他只是做了其中一小部分？”家属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容易把“从犯”理解为已经确定的处罚档次：身份认定下来，接下来似乎只剩下计算刑期。

从犯确实是重要的法律评价，但它概括的是共同犯罪中的一类作用。同属这一类别，参与的深浅、能够决定的事项、实际帮助的程度，仍可能不同。

一、两项真实意见，讨论的并不是同一层问题

我是曹朝军，执业于上海靖霖（武汉）律师事务所。我办理的皮某运输毒品事项中，“受指使、受雇用，系从犯”的辩护意见被采纳；祝某贩卖毒品事项中，被采纳的意见则包括“系从犯，从属地位相对于其他人员更低”。两项办案介绍记载的结果均为无期徒刑。

皮某事项着重说明受指使、受雇用与其从属作用的关系；祝某事项则在从犯评价之外，进一步指出相对地位的差别。后一层讨论没有因为已经使用“从犯”这个称呼而失去意义。

两案不是同一个案件，不能因最终都判无期，就认定其中的作用评价没有差异。不同案件的犯罪事实、处罚基础和其他情节不同，最终刑种并不是衡量一项辩护意见作用的唯一信息。

二、从犯回答角色类别，具体参与回答责任轻重

《刑法》第二十七条将从犯界定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并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一条同时要求根据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决定刑罚。

这意味着，认定从犯以后，仍要把“次要在哪里、辅助到什么程度”讲清楚。否则，一个概括性的称呼会遮住人与人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别。

例如，以下只是一般比较：同样是按照他人安排做事，一人仅完成一次具体交接，另一人还长期负责安排其他参与者。这两句话本身不足以决定谁是主犯、谁是从犯。但即使结合全案最终都认定为从犯，两种参与事实的区别也仍然存在，不能因标签相同而被抹平。

三、讨论地位，重点是把决定权与具体行为联系起来

“他听别人安排”可以提供线索，却还没有说明安排覆盖哪些事项。如果当事人能够自行决定交易条件、调动人员或者处理异常情况，与只被告知一个具体任务相比，其作用需要作不同分析。

参与范围也会影响判断。某人只参与了其中一个环节，和持续参与多个环节，不能仅凭“都在现场”或“都拿了钱”就当成同样的情况。取得报酬的方式、数额及其形成原因，也应放在实际分工中理解，而不是单独拿一个数字决定角色。

这里的比较不是为了寻找一个看起来更次要的称呼，而是把已经发生的行为说完整。责任差别来自真实事实，不来自把同一段经历换成更有利的措辞。

四、从犯认定不是工作终点，也不是短刑期保证

祝某事项中“从属地位相对于其他人员更低”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正是这种进一步说明：已经认定属于从属角色，仍然可以讨论该角色内部的程度差异。

对家属而言，接下来有价值的问题是：从犯认定依据哪些行为？其中哪些事实已经得到确认？与其他人员相比，具体差别又在哪里？这些问题有助于理解个人责任，而不是把他人的刑期直接移到自己家人的案件上。

皮某和祝某的历史结果也说明，从犯不能被理解为必然获得短刑期。法定从宽与具体刑罚之间，还隔着全案事实和个别化量刑。把参与程度解释充分，才是在从犯已经认定之后仍需继续做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