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商家为了聚集人气、提升销量推出各类促销返利活动，但与此同时，公司内部一些“蛀虫”也盯上了这片“沃土”，他们故意利用机制漏洞，大肆虚假刷单骗补。日前，长宁区检察院就办理了一起公司“内鬼”暗箱操作骗取公司返利的案件，三名被告人因诈骗罪获刑。
2024年年初，某知名轮胎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的零售门店推出一款新春促销活动。消费者在线下零售门店购买并安装指定规格轮胎，现场注册小程序会员并如实上传相关信息后，即可获得每条轮胎60元的返利，返利由公司通过微信红包直接发放给消费者。
邓某某在该公司下游某服务商担任销售代表，日常负责轮胎的销售业务。活动推出后不久，他便发现了其中的漏洞——在实际操作中，消费者只需要上传零售门店账号、车牌信息和车辆现场作业图、指定轮胎编码三个要素，也就是说，只要凑齐这三个要素，就算没有真实的购买记录，也能获得返利。邓某某便试着虚构了几笔订单，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返利。
尝到甜头的邓某某野心迅速膨胀，他索性放开手脚，准备“干票大的”。邓某某以维护账号的名义，向自己负责的几家零售门店要来账号，并设立子账号方便后续操作。刷单时，他将提前拍摄好的车辆信息上传到活动页面，并输入指定轮胎编码，之后则会生成一个动态二维码，这时，只要有用户在几分钟之内扫描二维码注册会员便可获得返利。由于该活动限制每个微信账号只能返利一次，为了牟取更多利益，邓某某将这个“薅羊毛”的消息在微信上广泛传播，甚至在回乡期间去菜市场招揽“刷手”。一旦有下家成功拿到返利，邓某某再和下家进行分成。
短短一个月时间，邓某某虚构了3000余条轮胎购买记录，骗取补贴达人民币19万余元。无独有偶，邓某某的同事吴某某、陈某某也以同样的方式大量虚构订单骗取返利，其中，陈某某骗得12万余元，吴某某骗得7万余元。
2024年7月，公司巡查后台数据发现异常，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不久，邓某某等三人被抓获归案。到案后，三人如实供述上述罪行，并自愿认罪认罚。案发后，邓某某等三人已向被害单位退赔全部损失，并获得对方谅解。
长宁区检察院审查本案认为
邓某某等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财物，其中被告人邓某某、陈某某系数额巨大，被告人吴某某系数额较大，三人均已触犯《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案发后，公司在该院建议下开展堵漏建制，一方面针对本案中出现的风险漏洞及时进行整改，并同步升级管理措施，另一方面对公司下游服务商、零售商组织业务培训和管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依法判处被告人邓某某、陈某某、吴某某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刑罚，宣告缓刑二年九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并各处罚金。
检察机关提醒
虚假刷单骗取返利不仅违反法律法规，还严重破坏市场秩序和社会诚信；公司也应及时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对关键岗位和重点环节的监督，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文章来源：长宁检察在线
法条链接：《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罪】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律师提示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上海标准：
【1】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
(一)诈骗财物价值6千元以上不满 10万元;
(二) 诈骗增值税专用发票、可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125份以上不满 1250份。
【2】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
(一)诈骗财物价值 10 万元以上不满 50万元;
(二)诈骗增值税专用发票、可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1250份以上不满 12500份。
【3】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一)诈骗财物价值 50 万元以上;
(二) 诈骗增值税专用发票、可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12500份以上。
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共同犯罪论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1．提供信用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手机卡、通讯工具的；
2．非法获取、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
3．制作、销售、提供“木马”程序和“钓鱼软件”等恶意程序的；
4．提供“伪基站”设备或相关服务的；
5．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支付结算等帮助的；
6．在提供改号软件、通话线路等技术服务时，发现主叫号码被修改为国内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公共服务部门号码，或者境外用户改为境内号码，仍提供服务的；
7．提供资金、场所、交通、生活保障等帮助的；
8．帮助转移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套现、取现的。
上述规定的“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当结合被告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他人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处罚，是否故意规避调查等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