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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已经租约解除、无继续经营可能,还在让家长续费“换马甲”:74名家长预存32万后跑路,检察院监督立

2026-11-22

发布者:陈孝东律师|时间:2026年11月22日|分类:律师随笔 |8人看过举报

机构已经租约解除、无继续经营可能,还在让家长续费“换马甲”:74名家长预存32万后跑路,检察院监督立案,法院判了合同诈骗罪

培训机构跑路之后,家长最常听到的一句推脱是:“机构经营失败,这是民事纠纷,警察不管。”这句话听起来有道理——经营有风险,投资有亏损,合同履行不了,走民事诉讼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2026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8件刑事立案监督典型案例,张某翔合同诈骗立案监督案被放在首位。这个案子正面回答了上面那句话:以“经营失败”掩盖骗取预付款的行为,不是民事纠纷,而是“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检察机关要监督纠正“以民代刑”“降格处理”。

案情并不复杂。张某翔经营的培训机构资金链断裂,租约已经被解除,他明知机构已经没有继续提供服务的可能,仍然以预付式消费为名,诱骗学生家长继续缴费。70余名家长共计缴纳预付培训费32万余元,这些钱没有用于恢复经营,而是被用于归还工资、物业费和个人债务;随后张某翔“换壳经营”,资金到账即分赃。2026年4月,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五万元。

“租约已解除”和“还在让家长续费”这两个事实放在一起,就是“跑路”和“诈骗”之间那条线的位置。不是所有经营失败都构成犯罪,但在明知自己没有履约可能的情况下继续收钱,收钱之后又不把钱用于履约,性质就已经变了。

1、案情复盘:租约解除之后还在收费,这条线是怎么被画出来的

这个案子的关键事实,可以按时间顺序排成一条线。

第1段:履约能力已经消失。培训机构资金链断裂,租约已经被解除。租约是培训机构提供服务的前提——场地没有了,课程就无法交付。租约解除这个事实,意味着机构在客观上已经不具备继续履行培训合同的条件。

第2段:明知无法履约,仍然继续收费。张某翔在明知机构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仍以预付式消费为名,诱骗学生家长继续缴费。这里的“明知”不是事后推测,而是由“租约已解除”“资金链已断裂”这些客观事实支撑的。一个经营者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租的场地已经被解除,也不可能不知道没有场地就无法上课。

第3段:收来的钱没有用于履约。32万余元预付款,被用于归还工资、物业费和个人债务。如果这笔钱被用于寻找新场地、恢复经营、退还部分家长,性质尚有讨论空间;但它被用于清偿旧债和个人债务,说明收费的目的不是“继续经营”,而是“填补窟窿”。

第4段:事后行为指向逃避。张某翔随后“换壳经营”,资金到账即分赃。“换壳”是为了让家长找不到原主体,“到账即分赃”说明资金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经营账户的打算。这两个动作,把“经营失败”的辩解彻底堵死了。

四段事实连起来,指向的不是“合同履行不能”,而是“在明知不能履行的情况下,以合同为工具骗取对方财物”。这正是合同诈骗罪的核心结构。

2、为什么不是民事纠纷: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靠4组事实认定

合同诈骗罪规定在刑法第224条,列举了5种情形: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收受对方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这5种情形的共同底色,是“以签订、履行合同为名,行骗取财物之实”。区分合同诈骗与民事违约,核心不在于“合同有没有履行完”,而在于行为人收钱时有没有履约能力、有没有履约的真实意愿、钱去了哪里、事后是什么态度。张某翔案中,这4组事实分别是:

第1组:履约能力。租约已解除、资金链已断裂,机构在客观上不具备继续提供培训服务的条件。这不是“经营困难”,而是“履约基础已经不存在”。

第2组:履约行为。收取预付款之后,没有新的场地安排、没有恢复经营的措施、没有向家长说明真实情况。收钱和履约之间没有任何连接动作,说明收费的目的不是履行合同。

第3组:资金去向。32万余元被用于归还工资、物业费和个人债务,而不是用于经营。资金去向是判断“非法占有目的”最直接的事实:钱进了谁的口袋,用在了什么地方,比任何口头解释都有说服力。

第4组:事后态度。“换壳经营”、到账即分赃,说明行为人在收费时就已经预想到家长会追讨,并提前设计了逃避路径。一个真正想继续经营的人,不会在收费的同时准备一个让家长找不到的主体。

民事违约的逻辑是:想履行,但因为客观原因履行不了,愿意承担违约责任。合同诈骗的逻辑是:明知履行不了,仍然收钱,收钱之后不用于履行,而是用于其他用途或者直接占有。两者的区别不在“结果有没有履行”,而在“收钱那一刻的主观状态和资金去向”。“经营失败”可以解释“为什么履行不了”,但解释不了“为什么明知履行不了还要收钱”“为什么收来的钱没有用于经营”。

3、“换马甲”为什么不能切断责任:主体变了,行为没有变

预付式消费跑路案件中,“换壳经营”是常见手法。原机构停业,注册一个新主体,换一个品牌名称,原班人马继续收费;或者把学员转到关联公司名下,让家长找不到追责对象。

这种手法的法律效果,远没有操作者想象的那么好。刑事责任评价的是“行为”,不是“主体名称”。如果收费行为发生在原机构已经失去履约能力之后,如果收费的话术、人员、账户与原机构存在连续性,如果收来的钱仍然由原班人马支配,那么换一个公司名称,不改变“在明知无法履约的情况下骗取预付款”这一事实的性质。

张某翔案中,“换壳经营”和“到账即分赃”被列为认定犯罪的重要事实,原因正在于此。“换壳”不是经营调整,而是逃避追责的设计;“到账即分赃”不是资金管理不善,而是资金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经营环节的证据。家长付款时的意思表示,是基于对原机构、原品牌、原人员的信任;换壳之后,这种信任被继续利用,但服务已经没有兑现的可能。

对家长而言,这一点的实际意义是:不要因为收费主体换了名字,就认为“追不了原来的机构”。付款凭证、合同主体、收款账户、销售人员的身份、课程安排的实际承接方,这些材料的对应关系,恰恰是证明“换壳不切断责任”的关键。

4、检察院监督立案:家长最常听到的“警察不管”,其实有一条法定路径

预付式消费跑路案件中,家长到公安机关报案,最常见的答复是“这是民事纠纷,建议去法院起诉”。但“民事纠纷”这个判断,不是公安机关说了就算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条监督路径: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认为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这就是“立案监督”。张某翔案被最高检列为刑事立案监督典型案例并放在首位,释放的信号很明确:以“经营失败”为由把骗取预付款的行为降格为民事纠纷,属于“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检察机关要依法监督纠正。

家长启动这条路径,需要准备的材料通常包括:

第1类:报案与不立案的凭证。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接报案回执、受案登记表;公安机关作出的不予立案通知书;如果公安机关既不受理也不出具书面材料,保留提交材料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记录。没有“不立案”这个前置事实,立案监督就缺少启动基础。

第2类:合同与付款凭证。培训合同、续费协议、收据、发票、银行转账记录、微信或支付宝支付记录。付款凭证要能对应到收款主体、收款时间和收款金额。

第3类:机构失去履约能力的证据。门店关闭的照片或视频、物业张贴的租约解除或欠费通知、员工欠薪的聊天记录、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公示信息、机构发布的停业或转课通知。这些材料用来证明“收费时已经不具备履约条件”。

第4类:剩余服务与沟通记录。剩余课时记录、约课记录、系统截图;销售人员承诺“继续上课”“可以转课”“马上复课”的聊天记录;机构提出“换壳”“转关联公司”的通知。这些材料用来证明“收费时明知无法履约,仍然作出虚假承诺”。

材料准备好之后,向办案公安机关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提交立案监督申请,写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事实和理由,附证据目录。检察机关受理后,会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并依法作出是否通知立案的决定。

5、家长现在该做的4类证据和3个动作

证据方面,按4类整理:

第1类:主体与合同。培训合同、续费协议、报名表、收据、发票,以及机构的营业执照信息、品牌名称、实际经营地址。主体信息用来对应“谁收的钱”,合同用来对应“承诺了什么服务”。

第2类:付款凭证。银行转账记录、微信或支付宝支付记录、刷卡小票。多笔付款的,制作一份付款明细表,逐笔列明时间、金额、收款方、付款方式。

第3类:服务未兑现的证明。剩余课时、未开课程、停课通知、门店关闭照片、物业通知、员工欠薪信息。这一组材料回答“钱付了,服务有没有兑现”。

第4类:沟通与承诺记录。销售人员催续费的聊天记录、承诺复课或转课的记录、机构换壳的通知、退款沟通记录。注意保留原始载体,不要只保留截图;聊天记录要能对应到对方账号和时间。

动作方面,按3步推进:

第1步:联合其他家长,统一材料后集体报案。预付式消费跑路案件涉及人数多、金额分散,单个家长报案容易被当作“个案纠纷”处理。集体报案、统一证据目录、推选代表人,能够把“一群人被同一套话术骗了”的结构呈现出来。

第2步:要求公安机关出具接报案回执,不立案要书面通知。报案时提交书面材料,要求出具接报案回执;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的,要求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这份通知书,是后续申请立案监督的前置材料,不能只停留在口头答复。

第3步: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拿到不予立案通知书,或者公安机关超过期限不作出决定,向同级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提交立案监督申请,附证据目录和“应当立案”的理由说明。立案监督不是“再报一次案”,而是针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启动的法定程序,材料要围绕“为什么是刑事案件而不是民事纠纷”来组织。

6、预付式消费缴费之前,可以核对的4件事

第1件:场地租约是否稳定。培训、健身、美容这类依赖固定场地的预付式消费,租约是履约的基础。租约即将到期、物业有欠费通知、场地频繁更换,都是需要警惕的信号。

第2件:是否在大幅打折、诱导长周期大额预付。“一次性交3年享5折”“最后3天特惠”“名额只剩几个”,这类话术本身不违法,但当优惠力度明显超出正常经营逻辑,且机构同时存在欠薪、欠租、停业传闻时,大额预付的风险会显著上升。

第3件:是否频繁更换主体或品牌,但原班人马不变。换壳本身不等于诈骗,但如果新主体成立时间很短、与原机构人员高度重合、收费话术仍是“继续上课”“马上复课”,就需要核对新主体有没有承接原合同义务的书面安排。

第4件:是否拖欠员工工资、物业费,或者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这些信息可以通过物业、员工、市场监管部门公示渠道核实。一家连工资和物业费都付不出的机构,很难让人相信它能把预付款用于长期服务。

“经营失败”不是免罪牌,但也不是所有经营失败都构成犯罪。张某翔案画出的那条线,落点在两个时间点上:收钱的时候,机构还有没有履约的可能;收钱之后,钱有没有被用于履约。租约已解除、明知无法继续提供服务仍然收费,收来的钱用于还债和个人债务,事后换壳分赃——这4组事实叠在一起,“民事纠纷”的说法就站不住了。对家长而言,最需要改变的一个认知是:跑路之后不要只等民事诉讼,先看“收钱时有没有履约可能”“钱去了哪里”,再决定是起诉,还是报案、申请立案监督。两条路径不是互斥的,但在“明知无法履约仍收费”的事实成立时,刑事路径不该被一句“经营失败”挡在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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