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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赢了,对方把钱转到亲戚卡上、房子“卖”给关联公司:11月两高一部明确,帮忙转移财产的那个人,也按

2026-11-22

发布者:陈孝东律师|时间:2026年11月22日|分类:律师随笔 |6人看过举报

判决赢了,对方把钱转到亲戚卡上、房子“卖”给关联公司:11月两高一部明确,帮忙转移财产的那个人,也按拒执罪判

执行案件里有一种常见的僵局:债权人拿着胜诉判决,法院查控系统显示被执行人名下“没有财产”,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但债权人心里清楚,钱不是消失了,是转走了——转到了配偶、父母、亲戚的卡上,转到了关联公司的账户里,房产以“买卖”的名义过到了别人名下。

过去,这类操作的法律后果,往往只落在被执行人身上。帮忙收钱、帮忙代持、帮忙过户的第三人,最坏的结果是“民事上的返还财产”或者“追加为被执行人”。2026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拒执罪典型案例,把这条边界推到了第三人身上。发布会明确列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依法严惩协助规避执行的共同犯罪行为,破除‘只有被执行人才要担责’的认识误区”。

案例二“林某某、盛某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被放在5件典型案例的显著位置。盛某某是林某某公司的法务,不是被执行人,不是债务的担保人,最终以拒执罪共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这个判决回答的问题,不是“被执行人会不会被判”,而是“帮忙的人什么时候也会被判”。

1、盛某某做了什么:不是“帮忙收个钱”,是一条完整的配合链

林某某及其控制的房地产公司,因多起民间借贷、买卖合同纠纷,被判令偿付本息、违约金合计数亿元。判决生效后,林某某没有履行,而是开始了一系列操作。

第一步:通过关联公司代收售房款1亿余元,不用于履行判决。房产卖了,钱进了关联公司,债权人看不到,法院查控系统也看不到。

第二步:授意法务盛某某,将公司名下30余套房产“虚假”网签备案至盛某某个人名下。网签备案在形式上制造了“房产已经归盛某某所有”的外观,为后续处置提供了掩护。

第三步:盛某某明知林某某的意图是“将房产用于对外销售套现”,仍然配合,将其中19套房产撤销网签后再转让给其他买受人。撤销网签、转售,钱款再次脱离可执行范围。

第四步:指使盛某某、关联公司虚构购房合同、提起执行异议,妨碍执行秩序;通过盛某某虚假转让关联公司股权,实际仍由林某某控制。虚构合同和执行异议拖延执行进程,虚假股权转让制造“公司与林某某无关”的假象。

法院最终的认定是:林某某对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盛某某明知林某某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且协助隐藏、转移财产,情节特别严重,二人均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林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40万元;盛某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

盛某某的行为,不是一次性的“帮个忙”。虚假网签、撤销网签、转售、虚构合同、执行异议、股权虚假转让,这些动作串联在一起,构成了一条完整的“隐匿财产—制造外观—妨碍执行”链条。法院看的是这条链条的整体功能,而不是其中某一步“看起来像正常手续”。

2、共犯是怎么成立的:明知+通谋+致使无法执行,3个条件缺一不可

2024年12月1日施行的两高《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把共犯规则写得很明确:案外人明知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与其通谋,协助实施隐藏、转移财产等拒不执行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论处。

拆开看,3个条件。

条件1:明知。不是“应当知道”,而是实际知道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且正在拒不执行。盛某某作为公司法务,参与虚假网签、撤销网签、虚构合同、执行异议,对林某某“在逃避执行”这件事,不可能不知情。法务的身份本身就意味着他对诉讼和执行状态有比普通人更直接的了解渠道。

条件2:通谋。不是单方面的“我配合你”,而是双方就“怎么转移、怎么隐藏、怎么应对执行”有共同的安排。林某某“授意”、盛某某“配合”,虚假网签和后续转售是按步骤推进的,这说明双方存在事前的沟通和分工,而不是盛某某自作主张。2025年6月两高一部《意见》进一步强调“破除‘只有被执行人才要担责’的认识误区”,指向的正是这种有分工的协助行为。

条件3: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协助行为与“执行不到”之间需要有因果关系。房产被虚假网签、撤销网签、转售之后,法院查控系统无法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这个结果,就是协助行为造成的。

3个条件同时成立,盛某某就不再是“民事上的第三人”,而是拒执罪的共犯。“我没拿钱”在这个结构里不构成出罪理由。共犯的成立,看的是有没有参与转移财产的行为、有没有帮助实现“执行不到”的结果,而不是看分了多少利益。搜索结果中多地法院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即便未分得利益,只要与被行人通谋协助转移财产,同样面临刑事处罚。

3、为什么“情节特别严重”和“从犯”可以并存:一年九个月是怎么来的

盛某某的判决里,有一个容易误读的地方:法院认定其“情节特别严重”,但最终刑期是1年9个月,低于拒执罪“情节特别严重”对应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

这不是矛盾,而是共同犯罪量刑规则作用的结果。“情节特别严重”是对行为性质的评价——转移30余套房产、涉及金额巨大、采用虚假网签和虚构诉讼等手段,这些事实决定了案件落在“情节特别严重”的档位。但盛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刑法规定,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应当减轻”意味着可以在法定刑幅度以下量刑,所以“情节特别严重”的档位对应的3年以上刑罚,被依法减到了1年9个月。

这个量刑结构传递的信号有两层。第一层:协助转移财产的人,不会因为“不是主谋”就免于刑事追诉。从犯仍然是犯,仍然有犯罪记录。第二层:法律对协助者的处罚,与其实际参与程度相匹配。主犯5年6个月,从犯1年9个月,差距是明显的。但“从犯”这个身份不是自动获得的,它取决于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作用——盛某某参与的是执行层面的具体操作,而不是决策和策划,这是他能够被认定为从犯的事实基础。一个深度参与策划、主导转移路径的“帮忙者”,不会被轻易归入从犯。

4、第三人视角:“帮亲友过个账、代持一下”,什么时候已经不是“帮忙”

拒执罪共犯规则的变化,对普通人最直接的影响不在法庭上,而在亲友开口请求“帮个忙”的那一刻。

信号1:对方正在被强制执行,或者刚刚输了官司。帮忙的前提如果是“他名下不能有钱”“法院在查他”,这个“忙”的性质就已经不是普通的人情往来。明知对方有生效判决未履行,仍然提供账户、代持财产、代为收款,是共犯认定中最核心的事实基础。

信号2:资金或财产的流转方式,刻意绕开了正常路径。正常的亲友借款、代付、代收,不需要虚假网签,不需要虚构买卖合同,不需要在收款后立即分散转出,不需要用多个账户轮换。“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本身就是最直接的判断标准。复杂的路径设计,指向的是规避被发现,而不是正常的资金安排。

信号3:对方要求你“不要说出去”“有人问就说是买卖/借款/还款”。一套需要统一口径的说辞,说明真实情况经不起追问。在拒执罪案件中,“通谋”的证据往往就藏在这些统一口径的沟通记录里。帮忙的人以为自己在“配合”,法律上评价的是“共同设计逃避执行的方案”。

信号4:帮忙的规模超出了“人情”的范围。一次代收、短期代持,与30余套房产的虚假网签、上亿元资金的关联公司代收,在事实层面是完全不同的量级。规模越大、持续时间越长、涉及财产越多,“不知情”“只是帮忙”的辩解空间就越小。一个普通人不会“顺手”帮亲友处理30套房产的网签和转售。

拒绝的话不需要复杂。“这个忙我帮不了,你的案子在执行,我经手钱或者房子,可能会被当成协助转移财产。”把法律后果说清楚,比含糊其辞地推脱更有效。如果对方仍然坚持,并且反复强调“不会被发现”“出了事我担着”,这恰恰说明对方清楚行为的性质——而“出了事我担着”这句话,在共犯认定中保护不了任何人。

5、债权人视角:发现财产转给了第三人,控告时要把第三人一起写进去

对胜诉却执行不到的当事人来说,这次典型案例释放的信号,直接改变了控告策略。

第一,控告对象不再只写被执行人。如果银行流水显示款项流向了配偶、父母、子女、亲友的账户,如果房产过户给了关联公司或特定关系人,如果股权变更到了他人名下但实际控制未变,控告材料中应当把接收财产、配合转移的第三人一并列为涉嫌拒执罪的共犯,并说明其“明知”和“通谋”的事实依据。只控告被执行人,等于放过了财产转移链条上最关键的一环。

第二,“明知”和“通谋”的证据,要从关系、行为和沟通三个方向组织。关系方面:第三人与被执行人的亲属关系、劳动关系、关联公司关系;行为方面:虚假网签、虚构合同、异常时点的转账、撤销网签后转售、股权虚假转让;沟通方面:聊天记录、通话记录、统一口径的说明、执行异议的提起过程。这些材料不需要每一件都“铁证如山”,它们组合在一起,是为了让办案机关看到“协助”不是偶然的、一次性的,而是有安排的。

第三,推动执行法院移送线索时,明确要求对第三人一并审查。2025年6月《意见》完善了法院移送、公安立案、检察监督的衔接机制。向执行法院提交《涉嫌拒执犯罪线索移送申请书》时,把第三人的姓名、与被执行人的关系、参与的财产转移行为逐项列明,请求法院在移送函中一并载明。如果法院只移送了被执行人,可以在后续向公安机关控告或申请检察监督时,补充对第三人的控告。

2026年1至9月,全国法院以拒执罪判处3413人,同比增长9.22%;启动追究拒执犯罪的案件从2023年的6914件、2024年的7200件,上涨到2025年的7854件。数字在涨,涨的不只是被执行人的风险,也是协助转移财产者的风险。“帮忙的人也被判了”这句话,在盛某某案中对应的是1年9个月的实刑。它改变的不是某一个案件的结局,而是执行案件里每一个“帮忙”动作的法律定价:过去以为只是人情,现在有了明确的刑事后果。对第三人而言,面对“帮个忙”的请求,先看清对方是不是在执行案件中、钱和房子的流转为什么需要绕路,比事后解释“我不知道会这么严重”有用得多;对债权人而言,追财产的时候,把接收财产的那个人一起追进去,比只盯着被执行人更容易打破“名下无财产”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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