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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14家空壳公司,一年多帮人转移29亿:洗钱的人说“我只收手续费,钱去哪了我不管”——11月最高检

2026-11-22

发布者:陈孝东律师|时间:2026年11月22日|分类:律师随笔 |7人看过举报


在“代收代付”“过账走流水”“出借公司账户”这类圈子里,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自我定位:“我只提供通道,收个手续费,钱是谁的、拿去干什么,我不管。”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不知道钱是赃款,就不构成洗钱。

2026年11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5件依法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李某雷洗钱案”把这条辩护直接打掉了。李某雷是上游集资诈骗行为人王某帅的表舅。2022年12月至2023年8月,他在明知王某帅吸收的资金系集资诈骗犯罪所得的情况下,先后注册成立14家无实际经营业务的空壳公司,与王某帅约定将集资诈骗款转入这些公司账户后,通过多次转账转移资金,按资金流转金额的千分之八收取“手续费”。案发前,共协助转移资金29亿余元,取现500万元,非法获利2400余万元。2024年9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以洗钱罪判处李某雷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80万元,李某雷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这个案件最值得拆解的地方,不在于金额和刑期,而在于检察院和法院是用什么逻辑,把“我只收手续费、不问用途”这句话挡回去的。答案藏在“主观明知”的认定方式里,也藏在最高检随后提炼的“实质审查”规则里。

1、“不问用途”为什么挡不住洗钱罪:明知不靠口供,靠事实推定

洗钱罪的主观要件,法律上的表述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资金来源于7类特定上游犯罪。2024年洗钱罪司法解释对这一要件的认定,沿用的是“可反驳的事实推定”模式:不是要求行为人亲口承认“我知道这是赃款”,而是根据在案客观事实,推定其“应当知道”,除非行为人能够提出相反的证据推翻这一推定。

李某雷案中,检察机关推定其“应当知道”的客观事实,是三组相互印证的线索。

第一组:身份关系。李某雷是王某帅的表舅。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亲属关系意味着他对王某帅的“生意”有比陌生人更直接的了解渠道,也意味着王某帅把29亿资金交给一个“完全不知情”的远房亲戚去转移,本身就不合常理。

第二组:行为的异常性。2022年12月至2023年8月,不到一年时间,注册14家无实际经营业务的公司。一个“只收手续费”的通道提供者,不需要14家公司;需要14家公司的,是那些需要把大额资金拆散、在多主体之间反复流转、避免单一路径被追踪的人。公司数量本身就是行为目的的注脚。

第三组:报酬的计算方式。按资金流转金额的千分之八收取“手续费”,而不是按笔、按次、按固定金额收费。按比例抽成的收费结构,意味着行为人的收益与流转规模直接挂钩,他对“流量有多大”有清晰的认知,对“这么大的流量正常不正常”也有判断的条件。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结论是:结合李某雷和王某帅的亲属关系、长期存在资金往来、注册大量空壳公司进行资金转移等情况,在案证据足以证明李某雷主观上应当知道涉案资金系集资诈骗犯罪所得,构成洗钱罪。“应当知道”不是猜测,是从这三组事实中推导出来的结论。当事人说“我没问”,不等于法律上“不知道”;当客观事实已经密集到足以让一个正常人产生怀疑时,“没问”本身就成了放任。

2、实质审查穿透了什么:公司是假的,资金流转的“经营外观”也是假的

空壳公司洗钱之所以在过去有一定生存空间,是因为它披着一层“公司间资金往来”的外衣。账面上看,钱是从甲公司转到乙公司,乙公司再转到丙公司,每一笔都有转账记录,形式上是“企业间结算”。如果只看单笔流转的外观,很容易被解释为正常经营。

最高检在典型案例的“典型意义”部分,把审查方法说得很明确:在办理非法集资案件中,对于集资款在不同公司之间快速、频繁流转的情况,办案机关要注重加强对涉案关联公司注册背景、运营状况、资金支出等实质审查。同时,有效运用多部门数据交叉比对,判断公司之间资金流转的实质是真实的经营活动产生还是提供洗钱通道。

这段话拆开看,审查的落点有三个。注册背景:这些公司是什么时候注册的,注册的目的是什么,注册人与上游犯罪人是什么关系。运营状况:有没有实际经营业务,有没有员工、场地、采购和销售,还是只有一个银行账户。资金支出:钱进来之后去了哪里,是用于生产经营,还是快速转出、取现、流入与经营无关的账户。

李某雷的14家公司,在这三项审查下没有一项能够通过。“无实际经营业务”是法院认定的事实;29亿资金在一年多时间内快速流转,不是任何正常经营所能产生的现金流;千分之八的固定抽成,对应的是“通道服务”,而不是“经营利润”。公司外观被穿透之后,剩下的只有一个功能:把集资诈骗的钱从王某帅那里,转移到追踪不到的地方。实质审查否定的不是“公司是否存在”,而是否定“公司之间的资金流转具有经营实质”。

3、洗钱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认知门槛完全不同

“我只收手续费”这句话,在不同罪名下的分量是不一样的。洗钱罪的主观认知标准,在这三个罪名中要求最高。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明知”,认知内容是“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这个认知相对概括,不要求知道具体是什么犯罪,也不要求知道资金属于7类特定上游犯罪。一个出借银行卡的人,只要意识到对方可能在搞网络违法犯罪,就可能满足这一层认知。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明知”,认知内容是“经手的财物是犯罪所得”,比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更具体,但仍然不要求知道上游犯罪的具体罪名。

洗钱罪的“明知”,认知内容被限定在7类特定上游犯罪: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集资诈骗罪属于金融诈骗犯罪,落在这一范围内。这意味着,认定洗钱罪,不需要行为人准确说出“这是集资诈骗”,但需要证据表明他知道或应当知道资金来源于这7类犯罪中的某一类,而不是泛泛的“违法钱”。

李某雷案之所以定的是洗钱罪而不是更轻的罪名,原因正在于证据链条不仅证明了他知道“钱有问题”,还通过亲属关系、长期资金往来和空壳公司的批量注册,把认知推到了“知道这是集资诈骗所得”的程度。如果只能证明“他知道对方在搞网络违法活动”,但无法建立与7类特定上游犯罪的关联,罪名可能停留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如果连“知道钱是犯罪所得”都证明不了,才可能走到“确实不知情”的出罪方向。“不问用途”试图切断的,恰恰是这整条认知链条的起点;但推定规则的存在,意味着不问,不等于不知道。

4、正在做“通道”的人,4个信号出现任何一个,风险就已经不是“灰色”了

信号1:你注册或使用的公司,没有实际经营,但有持续的大额资金进出。没有员工、没有场地、没有采购和销售,银行流水却在几十万、几百万地滚动。“空壳”本身不违法,空壳加上大额资金流转,才构成洗钱罪中“通道”的事实基础。

信号2:你的报酬按流水比例抽取,而不是按固定服务费收取。千分之几、百分之几的抽成,意味着你的收益与资金流转规模直接绑定。这种收费结构在司法机关看来,指向的是“以通道为业”,而不是“顺便帮个忙”。

信号3:对方与你有亲属、朋友或长期合作关系,资金流转的频率和规模明显超出正常商业逻辑。亲属关系不是定罪依据,但它是推定“应当知道”的重要事实。一个陌生人让你过账29亿,你会问;一个表舅让你过账29亿,你“没问”,法律上很难解释。

信号4:资金进入后快速转出、取现,或者流入与任何经营场景无关的账户。正常的经营资金有采购、有工资、有税费、有回款周期。进来就转走、转走就取现的资金,没有经营痕迹,只有通道痕迹。

洗钱罪与非法经营罪之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程序细节。李某雷案中,公安机关最初是以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的——因为“代收代付、收取手续费”在形式上很像非法从事支付结算业务。后经深入研判,结合亲属关系、长期资金往来和空壳公司转移资金的事实,才转向洗钱罪。这意味着,通道行为的罪名不是一开始就固定的。以为“最多是个非法经营”的人,可能在侦查推进之后发现,定性已经变了。

5、企业一侧的延伸风险:合法板块与非法资金的“混同通道”

这批典型案例中还有一条与李某雷案形成对照的规则,值得企业经营者单独留意。

在上海某金融公司、宋某郊集资诈骗、洗钱案中,宋某郊将630余万元非法集资资金划转至一家从事正常商业保理业务的公司账户,与合法经营资金混同。检察机关的定性逻辑是:将非法集资款用于还本付息、支付员工工资等维持非法集资经营模式的行为,属于上游犯罪的组成部分,一般不单独认定为洗钱;但将非法集资款剥离出非法集资的经营模式,转入其他账户、与合法收入混同,则同时构成洗钱。

这条规则对企业端的提示很直接:一家有真实业务的公司,如果被用作非法资金的“混同通道”,即便该公司本身从事的是正常经营,也可能成为洗钱行为的载体。合法板块与非法资金之间有没有清晰的隔离,资金进入合法账户之后有没有真实的交易对价,是实质审查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公司是正经公司”和“这笔钱走公司账户是正经的”,是两个需要分别证明的问题。

“我只收手续费,钱去哪了我不管”这句话,在李某雷案中对应的是七年六个月的实刑和380万元的罚金。它失效的原因,不是法律突然变严了,而是洗钱罪的主观明知从来就不是靠口供来认定的。亲属关系、空壳公司的批量注册、按流水比例抽成、资金的快速流转——这些客观事实叠在一起,已经足以让“应当知道”成立,“没问”不再是一个有效的辩解。通道的价值在于“不问”,但通道的风险也恰恰在于“不问”:当所有客观迹象都在提示资金的性质时,不问本身就是一种选择,而法律评价的正是这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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