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梓儒律师
律师观点分析
一、案件经过
被告人高某，陕西延川人，文盲，农民，有多次行政处罚及一次寻衅滋事前科（2017年判刑一年，2019年5月刑满释放）。2019年11月，延川县人民检察院以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指控其自2011年至2019年间实施七项行为：
1. 2011年向某银行强行索要广告牌占地补偿7000元；
2. 2013年起长期占用某地区土地，拒不让出；
3. 占用某地区土地种植作物，拒不清退；
4. 2013年强迫某公司签订每年5000元场地租赁协议，收取15000元；
5. 2014年携带床板、被褥到镇政府院内索要生活费，获取3000元；
6. 2018年10月私自占用某地区房（原xx快递门店），上锁并放置床铺，直至2019年5月收到政府腾退通知后才由家人腾出；
7. 2016—2017年因拆迁补偿问题多次携大狗到镇政府上访，严重扰乱办公秩序。
庭审中，高某对全部指控均不认可，辩称土地系自有或自行治理，索要款项系协议达成，占用门面房系因拆迁未获赔偿。其辩护人白梓儒律师提出：指控中第一、四、五起已在2017年生效判决中未认定为犯罪，属重复起诉；第二、三起属土地权属行政纠纷；第七起缺乏“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证据；第六起虽属实，但未达“情节严重”的刑事标准，应属治安处罚范畴。
二、判决结果
延川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仅对第六起（占用商务办门面房）予以刑事认定。法院认为：高某在无任何权属依据的情况下，将他人所有房屋上锁、放置物品并长期占用，经书面催告后才被动腾退，破坏社会秩序，情节严重，构成寻衅滋事罪。鉴于其系累犯（前罪刑满后五年内再犯），依法从重处罚。
对其他六项指控，法院逐一驳回：
- 第一起及第四起：双方签订书面协议，强行索要特征不明显，未达“情节严重”；
- 第二起和第三起（河畔土地）：存在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证据不足；
- 第五起（政府院内索要3000元）：经镇政府领导批准领取，未达刑事追诉标准；
- 第七起（携狗上访）：无充分证据证明有辱骂、恐吓或造成公共场所严重混乱。
最终判决：被告人高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刑期自2019年11月21日起至2020年9月20日止）。
三、案件心得
本案最值得关注的，是辩护律师白梓儒在事实定性上的关键作用。公诉机关将七项“强拿硬要”或“任意占用”行为整体打包，试图构建一个“屡教不改、横行乡里”的犯罪形象。但白律师并未纠缠于被告人的道德评价，而是紧扣证据链和法律要件，将每一项指控逐一拆解：
- 对存在书面协议的索财行为，指出其民事属性；
- 对土地争议，强调行政确权前置，不宜刑事介入；
- 对上访行为，援引司法解释中对“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客观标准，指出控方缺乏监控录像、报警记录、多人证言等核心证据；
- 对门面房占用，虽承认事实，但主张情节轻微，虽此点未被采纳，却成功将全案焦点从“七宗罪”压缩至“单一违规占用”。
法院最终采纳了白律师关于重复起诉、土地权属不清、证据不足、未达情节严重等绝大多数辩护意见，使得高某仅因一项行为获刑十个月。若无此辩护，七项指控若全部成立，量刑可能远不止此。
这一结果提示我们：寻衅滋事罪作为“口袋罪”，其适用必须严格限缩。民事纠纷、行政争议、一般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之间，存在清晰但脆弱的边界。辩护律师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当事人争取较轻刑罚，更在于通过程序与证据的抗辩，迫使司法机关回归罪刑法定原则，防止“屡次滋事”的主观评价替代客观构成要件的审查。
同时，判决也警示：即便多数指控不成立，只要有一项行为符合“任意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司法解释（如本判决引用的《寻衅滋事案件解释》第四条第（六）项），且被告人为累犯，仍可能面临实刑。守法者当以此为鉴，维权须循合法路径，切莫以“自有理由”对抗物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