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荣律师
律师观点分析
标的仅1.5万却牵动最高法最新裁判规则：杨春荣律师代理河北某医院在京应诉，一审二审连胜驳回某迪公司全部诉请
案件概述：
一、案件概述
原告某迪公司系北京某区注册的医学检验实验室，被告某医院系河北省保定市的基层医疗机构。
某迪公司诉称：2019年12月，双方曾签署《合作协议书》，约定某医院委托某迪公司作为医学样品定点检测单位，某医院应在某迪公司开具发票之日起60日内支付检测费用。协议签订后，某迪公司按约履行了检测义务，但某医院未支付任何款项，截至2020年4月底累计拖欠检测费1.5万余元。
某迪公司据此向北京某基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某医院立即支付检测费及利息，合计1.6万余元。
某医院委托河北秉信律师事务所杨春荣律师代理应诉。杨春荣律师提出核心抗辩：双方之间从未签订过协议，不存在欠付检测费的事实。
案件经过：北京某基层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某迪康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某迪公司上诉后，北京某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争议焦点：
某迪公司为支持其诉请，提交了三组成员证据：《合作协议书》、对账明细报表和报告单、增值税发票。杨春荣律师针对每组证据构建了立体防御体系：
1. “有章无人”——合同不成立抗辩（核心防御）
杨春荣律师敏锐抓住《合作协议书》的形式瑕疵：协议落款处虽有某医院公章，但授权代表签字处空白，且某迪公司自认“不清楚是与某医院的哪个工作人员签订的《合作协议书》”。
律师精准援引《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21年第17次法官会议纪要》中关于“人章关系类型化分析”的规则——其中“有章无人”情形明确规定：合同书上仅有盖章并无行为人的签字，且不能确定章系何人所盖，或者系与何人进行缔约接触。即便认定盖的是真章，因为不能确定行为人，自然也谈不上适用代表或代理制度的问题，故应当认定合同不成立。
律师进一步指出：某医院法定代表人自2017年起一直担任院长，《合作协议书》按常理应由其签字，但协议上既无法定代表人手写签名，也无人名章。即便公章真实，因无法确定缔约行为人，合同亦不成立。
2. 对账明细报表“非对账单”抗辩
《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双方每月就上月检验项目和数量以“对账单”进行确认，由某医院盖章或财务专用章确认，特殊情况由指定工作人员签字确认。
杨春荣律师指出：某迪公司提交的“对账明细报表”未经某医院盖章，亦无指定工作人员签字；某医院根本没有名为该工作人员的人员；更致命的是——某迪公司在庭审中自认其提交的对账明细报表“并非《合作协议书》中所述的对账单”，且自认“其亦没有对账单”。对方的自认，直接摧毁了其证明“合同履行”的证据链。
3. 发票未交付抗辩
某迪公司提交了增值税发票，但承认：发票是“当面交付给某医院的工作人员”，没有书面交付证明，且不清楚工作人员的姓名。杨春荣律师据此主张：某迪公司无法证明发票已实际交付某医院，发票对某医院不发生效力。
4. 协议附件缺失抗辩
《合作协议书》约定“检测项目详见附件一”，但某迪公司立案时未提交附件一，致使协议核心内容（检测项目、价格依据）缺失。
本案真正难点：原告系北京企业，在属地法院起诉；被告系河北基层医院，赴北京应诉本就处于“客场”。且标的额仅1.5万余元，若按常规“息事宁人”思路，被告很可能选择调解付款。但杨春荣律师看清了对方证据的致命短板——对方自认对账明细不是对账单、说不清与谁签约、说不清发票交给谁，这三重自认决定了本案有极大的全胜空间。
案件结果：一二审连胜，全部诉请被驳回
一审突破：北京某基层法院全面采信辩论意见
法院经审理认为：《合作协议书》落款处只有某医院公章，无授权代表签字，某迪公司亦不清楚与何人签订；某迪公司自认其对账明细报表并非协议约定的对账单，且无对账单；某迪公司称发票当面交付，无书面证明，不清楚工作人员姓名。法院据此认定：某迪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合作协议书》真实且其履行了合同义务，驳回某迪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某迪公司负担。
二审突破：北京某中级法院维持“合同不成立”认定
某迪公司不服上诉，北京某中级法院立案。杨春荣律师在二审中进一步巩固防御。
二审法院精准归纳争议焦点为“某迪公司与某医院是否存在委托检验合同关系”，并从两个维度驳回上诉：
维度一：合同关系不成立。《合作协议书》约定“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但协议上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某迪公司亦无法说明系与何人签订协议。法院认定“某迪公司关于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的事实主张，缺乏证据支持”。
维度二：合同履行无证据。协议约定的对账单未经某医院确认，某迪公司自认对账明细报表并非协议约定的对账单，亦自认没有对账单；其他在案证据不能证明某迪公司实际提供了检验服务。
北京某中级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某迪公司负担。
最终结果：一二审均驳回某迪康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为某医院免除检测费本金及利息合计1.6万余元的支付义务，且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某迪公司承担。杨春荣律师在北京的法庭上，为这家河北基层医院实现了“零赔付”的完美防御。
律师观点：小标的背后的规则之战
1. 精准援引最高法最新裁判规则，构建“合同不成立”的坚固防线
本案最精彩的战术亮点，是杨春荣律师对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21年第17次法官会议纪要“人章关系类型化分析”的精准运用。该会议纪要将“有章无人”情形明确定性为“合同不成立”——这是近年来最高法在合同效力认定领域的重要裁判规则创新。
律师敏锐捕捉到《合作协议书》“有章无人”的形式瑕疵，并辅以“某医院法定代表人未签字+某迪公司说不清与谁缔约”的双重事实，成功将案件推向“合同不成立”的法律效果。这一辩护策略，使北京某中级法院在终审判决中直接认定“某迪公司关于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的事实主张，缺乏证据支持”——相当于从根上否定了对方的请求权基础。
2. 善用对方“自认”，实现证据链釜底抽薪
本案中，杨春荣律师最精妙的战术动作，是引导并固定对方的三重自认：自认提交的对账明细报表不是协议约定的对账单；自认没有对账单；自认不清楚与某医院哪个工作人员签订协议、发票交给哪个工作人员。
这三重自认，使某迪公司从“证据不足”直接滑向“证据自毁”。杨春荣律师在庭审询问环节中精准发问，让对方在法庭上亲口承认这些对其极为不利的事实，为法院最终认定“举证不能”奠定了不可撼动的基础。
3. 跨区域应诉，彰显综合实力
某医院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系基层医疗机构；而诉讼地在北京市。杨春荣律师作为河北律师，在北京的法庭上为河北基层医院赢得连胜，体现了其跨区域执业能力与在医疗法律服务领域的深厚积淀。
这种“异地应诉全胜”的能力，对河北、唐山地区的基层医疗机构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当面临北京、天津等地大型医疗企业的诉讼时，本地医疗机构完全可以通过委托专业律师，在异地法庭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 “小案大办”的专业态度
标的额仅1.5万余元的案件，许多律师可能选择劝当事人“花钱消灾”、调解了事。但杨春荣律师坚持“小案大办”——因为本案关系到某医院的“合同成立”这一根本法律问题，若草率调解，不仅损害当事人利益，更可能为后续类似诉请开创不利先例。
律师以最高法会议纪要为武器，以对方自认为突破口，将1.5万余元的小案，办成了北京某中级法院终审维持的、明确适用“有章无人合同不成立”规则的标杆案例。这种对每一个案件都全力以赴的专业态度，正是其能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化利益的根本保障。
5. 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法律风险提示
本案对基层医疗机构具有重要警示价值：签约规范方面，对外签订合作协议时，必须确保“签字+盖章”双要素齐备，避免“有章无人”导致的效力争议；对账规范方面，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对账单形式进行月度确认，加盖公章或由授权人签字；发票交付方面，建立书面交付记录，避免“当面交付无凭证”的举证困境；应诉策略方面，面对大型企业的诉讼，不应盲目调解，而应委托专业律师审视对方证据链，寻找突破点。
本案启示：诉讼胜负从不取决于标的额大小，而取决于律师对规则的精准把握与对证据链的敏锐洞察。1.5万余元的小案，杨春荣律师凭借对最高法“人章关系”最新裁判规则的熟练运用，凭借对对方“三重自认”的精准固定，在北京的法庭上为河北基层医院赢得了干净利落的全胜。这再次证明：专业的力量，能让任何规模的当事人，在任何地域的法庭上，都拥有平等对话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