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案情简介
A在2019年4月入职B公司，做研发部项目经理，月薪为2.5万元。B公司曾于2020年4月时口头告知A想要解除劳动关系，A认为系违法解除，所以在2020年5月8日向广州市人事争议三方调解中心申请与B公司调处劳动纠纷；
B公司随即在5月9日在未与A协商、也未征得A同意的情况下，单方出具《调岗通知函》，通知5月11日起将A的岗位直接从研发部的项目经理降级至软件开发岗位，并将工资从25000元/月大幅度降低近50%到13000元/月，意欲逼迫A辞职。
5月20日，调解中心组织双方进行调解，A请假去现场接受调解。但调解过程中，B公司不承认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也不出具辞退通知给A，调解中心只好出具《广州市人事争议三方调解中心调解终止告知书》。A因不接受调岗降薪的违法行为，当场向B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也不再去B公司上班，5月21日通过邮件向B公司办理离职交接手续。
6月2日，B公司仍然要求A以自身原因提出离职，A拒绝并强调已经在调解中心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此后B公司就一直拖欠工资和经济补偿金，A以违法调岗降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为由提起劳动仲裁，索要工资差额、经济补偿金和待通知金等各类费用。
仲裁及一审阶段
A在提起仲裁时，委托律师建议以违反劳动合同法38条的原因被迫提出辞职。遗憾的是，广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仅支持了工资差额2万多元，但是认为A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是通过劳动合同法38条的规定提出辞职，因此不支持A主要请求经济补偿金。
而仲裁之后，A又找到另外一个律师，改变了理由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起诉，认为是公司违法解除，将经济补偿金又换成了赔偿金，遗憾的是一审判决同样不支持赔偿金。
至此，A经过两个阶段，两个律师，两个不同理由，均铩羽而归。一切似乎尘埃落定。因为广州中级人民法院针对一审判决的改判率，不到10%。A要上诉改判，困难重重。
二审阶段
A有点绝望，但坚持B公司应当付出违法调岗降薪的代价，所以一审判决之后寻找到了本律师团队。经过研判，本人认为综合本案的证据和事实，应当索要的是经济补偿金，而关键问题是如何证明A当时有提出这个主张，通过详细地询问了A，让他想起一些细节，确认在调解时有主张过被迫解除。本人让他去调取了一审的庭审笔录，仔细研究双方的陈述，最终决定补充了两份新的证据，并针对B公司调岗降薪的违法性、侮辱性，以及厘清事情发生经过，精心准备了一份上诉状。
此外，在二审开庭前，本人还提交一份新的申请，要求二审法院出具律师调查令去调解中心调取材料，以证明A当时在调解时有主张过因调岗降薪被迫解除劳动关系。法院答复将开庭审理后决定是否同意出具律师调查令。
开庭时，本人经过充分的准备，利用补充的证据、在法庭庭询时，B公司终于不慎承认A曾经有以调岗降薪为由提出辞职。最终，二审判决改判支持了A的经济补偿金。
历经一裁二审三个阶段后，A最终得偿所愿。
律师后语
这个案件一波三折，A在三个阶段聘请了三个不同律所的律师，尽管前两次都事与愿违。但在A的坚持和信任下，我们用专业回应了当事人的期望，广州中院最终支持了我们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