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船

——林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辩护实录

前  言

财产犯罪，涉案财物价值鉴定，是辩护过程中争论最为激烈的焦点。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件都有涉案标的物灭失的情况。司法机关对此不得不采用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处理，以犯罪所得或实际损失来确定涉案的数额，被告人也因此得到较轻的处理。

我今天所谈的案件，恰恰与常规实践不同。一审、二审法院都毋庸置疑地采信鉴定人做出的价格认定。然而，鉴定人自己对鉴定过程及结果的解释，却是疑点重重。

缘  起

2018年11月份，郑某跟林某联系，说自己有一艘船准备报废切割，询问是否有地方可以做切割事宜。林某告知郑某温州船厂的电话，让其自己联系。

2018年12月16日，郑某从福建某港窃得砂船一艘，电话告知林某其准备将船开往温州船厂。17日晚22点左右，郑某将船于温州洞头附近抛锚，林某带人接应并将郑某窃得的船只停在港口。基于郑某请求，林某就帮助联系到了王某甲和王某乙，约定在温州某船厂将船只切割出售。四人约定，切割所得平分，然后将船切割。直至案发，四人已卖出了部分废铁，犯罪所得29.3万元。

几位被告人涉案后，积极寻求律师辩护，但一审并未获得几位被告人所要的效果。林某的家属，经熟人介绍找到我，希望能为其做二审辩护。因刑事案件的上诉期较短，我接手后马上投入了二审的辩护工作。

峰回路转

疫情当下，赴省外办案，会见就是第一关。因为疫情管理需要，被告人羁押后，会被带到市内统一安排的看守所内隔离观察，然后转至案件管辖地看守所。因此，看守所对于人员关押情况也并不是很清楚。兜转一圈后，我见到了被告人林某。通过会见，我从林某陈述的事实中，判断本案的辩护焦点有两个。一是对于涉案船舶的来源林某等人是否明知，二对于涉案标的物的价格认定是否符合规范。我看完整个案卷后，结合林某的陈述，向二审法院递交了辩护意见。

针对主观犯意的问题。本案无实物证据证明几位被告人存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故意。言辞证据反映的内容也不明确，尤其是关键人物郑某至始至终未承认，向其他同案人员透露船只为盗窃所得。郑某甚至还告诉其他同案人，涉案船只为经过改装走私油的船，所以无合法的手续。此说法，在几位被告人的口供中均相互印证。而一审公诉机关针对几位被告人是否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主观犯意，特别发回补充侦查一次，补侦案卷对于主观明知问题依旧不能查证。辩护人认为，应当按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处理。

针对涉案财物价值的问题。物价部门的价格认定，无实物参照，仅依据被害人陈述，认定的价格与被害人陈述高度一致，不可以做定案依据。公诉机关在补充侦查提纲中，明确要求侦查机关对涉案船只价格进行复核。因无实物，物价鉴定上级物价部门不予复核。该鉴定报告，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就表示存疑，然在一审又能做认定涉案金额的证据。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存在问题，应当不予采纳。

在辩护人努力沟通下，二审法院也同样发现了本案存在的问题，听取了我的辩护意见。2020年10月22日，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所有人都在为二审的结果欢喜时，接下来出现的状况，却又将案件带回了老路。

蜀道难

发回重审按照一审程序审理。从发回到审理结束，整整拖了半年多的时间，所有庭审参与人都焦虑地期待案件结果。重审的程序没有新意，为了证明涉案船舶价值鉴定的合理性，一审法院让侦查机关补充了两份被害人笔录。

庭审过程中，辩护人与公诉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公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鉴于几位被告人存在退赃的情况，在量刑建议一审法院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林某等人适用缓刑。

辩护人认为，针对被告人掩饰、隐瞒犯意的问题，在证据上没有新的突破，相应证据依旧不能证明林某的主观犯意。因为各被害人之间系合伙关系，之前侦查机关已记录了被害人的说法，且能代表所有被害人的意思；再者本案有关船舶价格的描述，原审审理时已对相应的证据公开出示，所有庭审参与人都了解到了案件的情况，故此时新补充的被害人证言并不能体现证言的真实性。

本案的重点，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问题，辩护人从多个角度向审判庭阐述。鉴定机构在一天之内（2019年6月11日受理，2019年6月12日出结果），用所谓市场调查法评估涉案船只价值，鉴定结果也缺乏科学性与真实性。辩护人在庭前申请鉴定人出庭说明情况，但一审法院不予准许。鉴定报告所依据的被害人陈述，在后续补充侦查中发生了重大改变，且补侦时搜集到了《船舶买卖合同》、原船主证言等证据，可以证明船只价格，鉴定报告不应当采纳。

一审法院并没有采纳辩护人的观点。在重审的判决中是这样描述的，依据几位被害人的证言，结合《船舶买卖合同》可以印证船舶价格79万购得，花81万装修的事实。鉴定机构资质、程序合法，可以采信。但一审法院忽略了证据证明的规则，在被害人为利益共同体的情况下，证言的相互印证并非被害人之间相互印证，而是被害人证言与其他实物证据的相互印证。装修款81万至始至终无实物证据证实，被害人证言的证明力应该是打折的。鉴定报告一天之内做出，缺乏严谨的科学调查过程，一审判决也未予回应。

如此的庭审遭遇，也激起了辩护人辩护的斗志，带着对一审判决的诸多疑问，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案件走到这里，又回到了被告人林某亲属委托的原点。

长恨歌

案件有疑点，一审观点不能使人信服，总希望“解铃还需系铃人”，可是这一回，被告人林某在二审法院却没有这么幸运。为了争取二审能有公开、公正的处理，辩护人申请二审法院开庭审理，同时申请鉴定人出庭说明情况。二审法院采纳了部分辩护人意见，决定开庭审理本案，对于鉴定人员出庭申请依旧不予准许，但二审法院要求鉴定机构对鉴定程序做了书面说明。

2021年8月9日，鉴定机构发函给二审法院，函中陈述：根据《价格认证行为规范》的相关规定，必须在“协助通知书和相关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才能受理，但因为侦查机关多次沟通下，提前介入此案，于2020年5月8日就派员市场调查，掌握市场价格一手材料，并不是一天之内做出的报告。船只价格参考的是2018年12月16日的市场价，新造船大约需要人民币380万元-390万元，二手船行情大约需要150万元-160万元。

二审开庭时，出庭检察员承认本案对于船只装修款81万部分无实物证据证实；同时表示，鉴定机构的复函，鉴定人虽然提前介入鉴定，但符合鉴定程序规范，鉴定价格150万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辩护人对新证据做了全面的反驳。鉴定机构违反了鉴定程序该有的中立性，违背了科学鉴定应当具备的依法、公正原则。鉴定机构既知晓程序规范，却在未收到协助书的情况下，提前介入价格认定程序。鉴定机构是独立主体，并非侦查机关的附属组织和内设机构，法律、行政法规也未授权鉴定机构可以从事刑事侦查工作，不能提前介入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

鉴定机构对于涉案船舶的价格认定，依据的是2018年12月16日新造船的价格。本案船只虽灭失，《船舶登记薄》和《船舶买卖合同》都在，涉案船舶建成时间为2006年12月15日，二手交易的时间是2017年12月27日。涉案船舶在案发时已运行十多年之久，价格认证中心依据2018年12月16日新船折算的二手船交易价格所做的认定，不符合本案的客观情况。鉴定机构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依据参考时间错误，因此不能采纳鉴定结论。

辩护人在二审中竭尽全力，将争议的焦点全部暴露出来，供法庭做全面的参考。做的时候踌躇满志，结果总是让人神伤。二审法院对辩护人的观点，全部不予采纳。此时，二审法院已经和最初发回重审时的观点截然相反。

反  思

鉴定机构的中立性该如何体现？

本案最关键的争议焦点就是鉴定程序的合法性和鉴定结果的真实性。而鉴定机构始终是“千呼万唤不出来”，最后出了一个函件，恰恰暴露了鉴定程序问题。

为保证鉴定机构的独立性，司法部2020年6月8日制定了《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人记录和报告干预司法鉴定活动的有关规定》，其中第二条明确指出，鉴定机构独立进行鉴定活动，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干预。国务院发改委，2016年制定的《价格认定行为规范》，第十一条明确指出，价格认定机构应当根据提出机关提供的价格认定协助书和其他材料，决定受理或者不受理价格认定。

最初，辩护人只是质疑价格认定部门一天之内出的鉴定结果不真实。结果，后续鉴定部门出具的书面材料，让所有被告人和辩护人大跌眼镜。鉴定机构居然主动向法院承认，应侦查机关要求，在未受理的情况下提前介入了价格鉴定程序。按照司法部、国务院发改委的规范性文件要求，鉴定机构为了保持其独立性和中立性，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规范执行。对于违反程序规范，所做出的鉴定结果，也不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这是《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程序正义在庭审中的最好体现，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常识。

判决论述如何使人信服？

本案来说，二审的终审判决，未回应被告人和辩护人对鉴定程序的质疑，使人难以释怀。“法律人的技艺，就是论证”，就刑事案件而言，定罪量刑都要经过充分的论证，才能得出结论。而现存的刑事判决，90%以上内容是罗列证据，不到10%的部分在分析定案理由，很难说服被告人。充分的说理，只停留于内部的纪要当中，不能为公众所知晓，本案也不例外。

本案经过三次审理，法院有充足的时间来调查论证整个案件争议的焦点，最终使被告人服判。但辩护人接到判决的一刹那，总有些许遗憾，因为辩护中所提的疑问，三份判决均未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辩护人的期待，正是刑辩的痛点，说理充分的判决，可能需要法律人花很长一段时间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