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东莞的电子配件加工行业，是珠三角制造业链条里最密集的一环。长安镇的手机壳、塘厦镇的充电头、清溪镇的耳机线——大量中小代工厂承接品牌方的来料加工订单，赚的是薄利，拼的是效率。但一张来路不明的订单，就可能把一个普通代工老板送进看守所。孙峥律师团队曾办理一起发生在东莞的假冒注册商标案，当事人陈某的身份很特殊：他不是制假团伙的成员，只是一个“按客户图纸干活”的代工点老板。

一、案件背景：东莞长安镇一次突击检查，代工点老板被带走了

陈某在东莞长安镇经营一家小型电子配件加工点，规模不大，几名工人，几台注塑机，平时承接手机配件、数据线、充电头的代工业务，客户大多是熟人介绍或者行业群里对接的。

案发前，有客户找到陈某，称手上有“品牌订单”，需要代为加工一批带有某知名商标的充电头外壳和数据线接口。客户提供了模具图样、包装盒样式和标签文件，表示是“渠道货”，有授权，不用担心。陈某没有索要商标授权文件，也没有向品牌方核实，按照客户要求安排了生产。

后来，公安机关根据品牌权利人报案线索，对陈某的加工点进行了检查。现场查获大量带有该知名商标的充电头外壳、数据线成品、包装盒、标签及发货单据。陈某因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刑事拘留。

这个案子发生在东莞，有一个背景需要特别注意：东莞法院对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在广东全省都处于前列。近两年，东莞第一法院审结知识产权刑事案件117件，对228名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涉案金额达7亿元。东莞中院明确强调“严惩恶意攀附、假冒驰名品牌的商标侵权行为”。就在2026年4月，东莞第一法院刚发布了一批知识产权刑事典型案例，其中一起制售假冒大牌香水的案件，非法经营数额达1.235亿元，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罚金二千万元。

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下，陈某面临的指控金额一旦被“按正品价格”全额认定，量刑起点会非常高。

二、辩护的切入点：代工者的“非法经营数额”该按什么算

孙峥律师团队介入后，首先审查了控方金额认定的依据。

在假冒注册商标案件中，涉案金额的认定通常依赖两个东西：查扣物品的数量和品牌方出具的鉴定意见。鉴定意见里会给出“正品市场价”，律师用这个价格乘以数量，就得出了非法经营数额。

但这个计算方式有一个天然的漏洞：品牌方的鉴定意见，本质上是“权利人单方出具的价格声明”，不是中立的司法鉴定。品牌方当然希望按正品零售价计算，因为价格越高，侵权人的责任越重。但刑法上的“非法经营数额”认定，不能简单等同于权利人主张的价格。

孙峥律师团队向办案机关提出：不能机械地按品牌方正品零售价计算涉案金额。本案中查扣的物品包括成品、半成品、外壳、标签、包装盒，这些东西的法律性质完全不同。成品如果已经销售或准备销售，可以按实际销售价或标价计算；但外壳和标签只是配件和包装材料，半成品尚未完成加工，这些物品根本没有进入流通环节，不具有市场交易价值，不能按正品价格计算。

有辩护实务观点指出，侦查机关常常直接调取平台全部交易数据，未区分正品交易、退货订单、不知情阶段交易，涉案金额认定虚高是这类案件最核心的攻防焦点。孙峥律师团队的做法，是把金额认定的基础逐项拆开：哪些是已经销售的、哪些是准备销售的、哪些只是配件和包装材料、哪些无法与具体订单对应。

三、第二层辩护：代工费与正品价的“剪刀差”

陈某在这个链条中的角色很特殊：他不是品牌的使用者，也不是销售者，他是一个“来料加工”的执行者。客户提供模具、图样、包装、标签，陈某负责注塑和组装，收的是加工费。

这个角色定位，直接影响了金额认定的逻辑。孙峥律师团队向办案机关论证：陈某的“非法经营数额”，应当以其实际收取的加工费为基数，而不是以客户销售正品可能获得的收入为基数。陈某在整个链条中的获利方式是加工费，不是销售差价。如果按正品价计算涉案金额，等于把上游客户和销售环节的全部利润都算到了陈某头上，这不符合罪责自负的原则。

有实务经验将此概括为“严禁简单以团伙总金额捆绑追责”，辩护律师可以通过核对生产记录、出货台账、资金流水，剔除当事人未参与、未获益的部分，精准缩减量刑基数。

四、第三层辩护：主观明知的“推定”能不能被推翻

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控方认定陈某“明知”的依据，主要是：客户没有提供授权文件，陈某作为从业者应当知道要核实。但孙峥律师团队提出：“应当知道”不等于“实际知道”。陈某的加工点规模很小，客户是熟人介绍的，他收的是加工费，不是销售利润。他从头到尾没有参与品牌的选择、定价和销售，他的认知范围就是“客户让我加工什么我就加工什么”。这种“被动执行”的状态，与职业制假者的主观恶性有本质区别。

在东莞的电子配件加工行业，代工者不索要授权文件是常态，很多小加工点甚至没有法务意识，客户给什么图就做什么。陈某没有索要授权文件确实是疏忽，但疏忽与“明知”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五、孙峥律师“侦审双视角”在东莞知产案件中的价值

东莞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环境有一个特点：公检法协同保护机制比较成熟。东莞中院会同公安、检察机关签订了《关于建立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的实施意见》。这意味着案件在侦查阶段就可能形成比较完整的证据框架，辩护的窗口期相对更紧。

孙峥律师拥有深圳公安、法院系统十四年工作经历，在办理东莞案件时具有独特的判断力。在证据层面，他知道侦查机关会重点固定哪些材料——查扣物品清单、品牌方鉴定意见、银行流水、聊天记录、发货单据。辩护工作需要在案卷中找到有利于当事人的部分，比如陈某的加工费记录、与客户的沟通内容、是否有品牌方授权文件的聊天记录等。在定性层面，他了解广东司法机关对知产案件金额认定的实际尺度，知道在哪个环节提出金额异议最有效。

六、结果与启示

孙峥律师团队在这起案件中的辩护工作，围绕三个层面展开：第一层，拆解品牌方鉴定意见的价格依据，把配件、包装材料、半成品、无法对应订单的部分从金额中剥离；第二层，论证代工环节的“非法经营数额”应以加工费为基数，而非正品价；第三层，削弱控方对“主观明知”的推定，强调陈某的被动执行角色。

这类发生在东莞的假冒注册商标案件，有一个共性特征：东莞是制造业代工重镇，大量中小加工点处于产业链末端，议价能力弱、法律意识薄。他们接的单，往往来自上游客户的层层转包，到他们手里时，品牌授权链条已经模糊不清。但“链条末端”不等于“责任末端”，辩护的关键，在于用证据把“该算的”和“不该算的”分开，把“主动的”和“被动的”分开，把“加工费”和“正品价”分开。

说明：本文案例信息来源于公开渠道及办案实务复盘，具体案件结果受案情、证据、司法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案件之间没有可比性。选择律师时，建议结合自身情况当面沟通后再做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