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一、基本案情
2020年至2025年，被告人王某在中间人张某的请托下，伙同国家工作人员李某（另案处理），利用李某担任某学校校长、党总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学生入学、转学、分班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中介人员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100余万元，王某从中分得人民币30余万元。被告人王某于2026年3月主动向监察委员会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主要犯罪事实。案发后，被告人王某退出人民币30余万元。
经监委调查，认为王某涉嫌受贿罪，与李某系共同犯罪，监委调查阶段，并未认定王某系从犯且存在自首情节。
二、审查起诉阶段介入，全额退赔并提交法律意见书，拿下从犯情节。
周鹏飞刑辩团队于审查起诉阶段介入本案，综观全案事实证据，向人民检察院提交了法律意见书，核心观点如下：
（一）王某具有自首情节。 王某在尚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前主动到案配合调查，如实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其多次供述前后一致，与同案人李某的供述、张某的证言以及银行转账记录等书证相互吻合，监察委员会在起诉意见书中对其如实供述违法犯罪事实予以肯定。
（二）王某在共同犯罪中明显处于从属地位，依法应当认定为从犯。
从主体身份看，王某系个体工商户，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无法独立实施受贿罪的实行行为。受贿罪“权钱交易”的实现只能由李某利用其校长职务便利实施，王某的角色完全依附于李某的职务权力。
从角色可替代性看，王某的角色可替代性极强。张某的核心诉求指向的是李某手中的审批权，即便不通过王某，张某完全可以选择联络其他与李某相熟之人，甚至直接联络李某本人。李某的职权才是本案犯罪得以实现的“唯一核心要素”。
从犯罪分工看，李某对职权运用、请托事项是否办理、如何办理拥有决定权；王某仅起居间联络、传递信息、转交财物的辅助性“传话筒”作用，未直接参与职权滥用行为。一旦李某表示“办不了”，王某便无能为力、只能退款。
从分赃比例看，王某分得30余万元，占比仅30%，李某所得约为王某的两倍。王某始终只拿“小头”，从未提出平分或提高自身所得比例。
（三）王某主观恶性较轻。
在赃款分配上，王某在受贿链条的三人中获利最少。以2020年某月入学事项为例，王某收到2万元后交给李某1.5万元，自己仅得5000元，占家长支出“办事费”总额的12.5%。其主观上更接近赚取中间商差价的商人思维，而非深度寄生在权力之上的贪腐共谋者。
从退款行为看，王某在未办成事的情况下，主动将定金或好处费退还张某，共计11.5万元，而李某从未因事情未办成退回过一分钱。王某内心对“无权占有”存在清晰的边界认知，其行为逻辑更接近居间人未促成事项时返还报酬的商事伦理。
（四）王某已全额退赃30余万元，退赃比例达100%，监察委员会《起诉意见书》明确认定其“认错态度较好，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如实供述违法犯罪事实，积极主动退出违法犯罪所得”。
（五）王某有正当职业，并非以此为生计来源，其始终处于被动接受张某传来资源与信息的地位，未直接与请托家长接触，未主动招揽业务，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低。
检察院充分采纳了我方观点，在量刑建议书中对我方主张的罪轻情节予以充分确认。
第三部分 审判阶段再发力，提交新证据再降4个月
认罪认罚具结书中，检察院给出的量刑幅度为有期徒刑一年6个月至2年六个月。
审判阶段，庭审中围绕王某的自首情节和犯罪从属地位发问质证，并当庭提交了新证据：1. 王某本人的病历材料。 证明王某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多种慢性疾病，需长期规律服药与监测；2. 王某配偶的病历材料。证明其自2015年起即被确诊患有中晚期癌症，病情迁延至今，需长期服药治疗并定期复查，已丧失正常劳动能力，长期无独立收入来源，日常生活及往返就医均需他人照护；3. 王某女儿的就读证明。证明其女儿现就读于重点高中，学习成绩优异，即将参加高考。
辩护人在庭审中发表量刑辩护意见时强调：王某系家庭唯一收入来源，其本人及配偶均患有严重疾病，女儿正处于高考关键阶段。对王某从轻处罚，不仅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有利于其家庭渡过难关，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
法院综合考量全案情况后，在检察院最低量刑建议基础上再降四个月，最终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
第四部分：律师点评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某作为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李某共同收受中介人员好处费，能否认定为从犯。
对于受贿共同犯罪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从犯认定，司法实践中标准较为严格。本案中，辩护人从四个维度构建了从犯论证体系：一是分赃比例，李某所得约为王某的两倍，利益分配格局直观反映了二人在犯罪中的实际地位；二是角色可替代性，王某的居间联络职能完全可被他人替代，而李某的职权具有不可替代性；三是退款行为差异，王某在事情未办成时主动退款、李某从不退款，这一行为对比印证了王某主观恶性的显著区别；四是共犯从属性原理，王某作为共犯的不法从属于正犯李某的不法，犯罪金额应以李某实际收受的60余万元为基准。
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系统提交了上述法律意见，成功说服检察院在认罪认罚具结书中认定王某具有从犯、自首情节。在审判阶段，辩护人进一步提交了王某家庭情况的证据，证明其系家庭唯一收入来源、配偶及本人健康状况较差、女儿正处于高中关键阶段，最终法院在检察院最低量刑建议的基础上再行从轻，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辩护效果较好。
第五部分：办案心得
办理受贿罪共同犯罪案件，应当严格把握主从犯的区分标准，既要审查各行为人在犯罪中的客观分工与作用，也要关注分赃比例、获利情况、退款行为等反映主观恶性和参与程度的间接证据。
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应当及时介入，系统梳理全案证据，围绕“从犯认定”“犯罪金额认定”“自首情节”等核心辩点形成完整的法律意见，争取在认罪认罚具结书中固定有利情节。在审判阶段，则应当注重量刑情节的叠加运用，充分挖掘当事人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社会关系等酌定从轻情节，为当事人争取最大限度的从宽处理。
本案的成功辩护，关键在于：一是准确适用共犯从属性原理，将王某的刑事责任与其在犯罪中的实际地位相匹配；二是细致梳理全案证据，从分赃比例、角色可替代性、退款行为差异等角度构建完整的从犯论证链条；三是审查起诉阶段与审判阶段持续发力，在认罪认罚基础上进一步争取低于最低量刑建议的判决结果。最终，王某的刑期从起诉意见书指控的1年6个月至2年6个月降至1年2个月，充分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践效果。
本案承办律师：
周鹏飞律师，上海君澜（无锡）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