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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货款绝境逆转:姜涛律师力证”脱钩不脱责”,为企业全额追回欠款

发布者:姜涛律师 时间:2026年03月16日 292人看过举报

律师观点分析

一、案件背景

2016年,北京市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与XX某保安服务总公司签订了一份总额496万元的通信设备采购合同。A公司依约交付设备并开具全额发票后,对方仅支付182.5万元,剩余313.5万元货款拖欠长达七年之久。

更为复杂的是,债务方保安服务总公司系集体所有制企业,原主管部门为当地公安局2016年,根据地方政府党政机关与所办企业脱钩的政策要求,该公司资产被移交给当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XX市国资委")管理,并于20177月完成注销登记。债务人"消失",原主管部门与资产接收部门相互推诿,A公司陷入维权困境。

二、案件经过

201611月,A公司与保安服务总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约定设备验收合格后支付90%货款,质保期满一年后支付10%尾款。同年12月,A公司完成设备交付并开具496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方仅于月底支付182.5万元。

此后七年,A公司通过电话催收、发送催款函、委托律师发函等方式持续追讨欠款,但始终未果。2023年底,A公司法定代表人多次与XX市公安局后勤部门负责人通话,对方承认设备由XX市公安局实际使用,但均以"体制变化""领导更换""账目挂在那里"等理由拖延。

2024年,A公司无奈提起诉讼,要求XX市公安局XX市国资委共同承担付款责任。一审法院判决由XX市国资委承担全部付款责任。XX市国资委不服,提起上诉,主张其并非合同相对方,且资产移交时审计报告中并不包含该笔债务,应由XX市公安局承担责任。

三、争议焦点

焦点一:责任主体认定——"脱钩"后的债务谁来承担?

XX市国资委辩称其作为行政机关不对企业债务承担民事责任,资产移交仅涉及出资人变更,企业债权债务仍由企业自身承担,且审计基准日早于合同签订日,案涉设备并未纳入移交资产范围。

A公司则主张,企业全部资产已移交XX市国资委,根据企业改制相关司法解释,资产接收方应承继债权债务;且企业注销是XX市国资委XX市公安局的共同意思表示,XX市国资委作为监管方负有直接责任。

焦点二:诉讼时效——七年追讨是否"过期"

XX市国资委主张合同签订于2016年,A公司未能提供2023年前催款证据,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

A公司辩称,其持续通过电话、函件催收,且直至诉讼前才知晓企业资产移交及注销的具体情况,时效应从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起算。

焦点三:利息起算——质保金利息从何时计算?

一审法院判决质保金49.6万元的利息自201811日起算,但A公司一审中明确主张该部分利息应从20231230日起算,一审是否超出诉请范围成为争议。

四、诉讼过程

一审阶段,A公司提交采购合同、发票、付款凭证、催款函、律师函及通话录音等证据,证明合同履行及持续催收事实。一审法院认定XX市国资委作为资产承接单位应承担付款责任,判决其支付货款313.5万元及利息。

二审阶段,XX市国资委提交资产审核报告作为新证据,证明审计基准日(2016630日)的资产负债中不包含案涉设备及欠款,主张债务不在移交范围。姜涛律师质证指出,审计报告未显示债务恰能证明移交时债务清理不完整,不能否定资产整体移交的性质。

二审法院经审查,确认以下关键事实:一是资产移交协议约定的审计基准日早于采购合同签订日近五个月,审核报告中固定资产无案涉设备,资产负债表无该笔欠款;二是合同签订后,货款仍从保安服务总公司账户支付;三是企业注销时,XX市公安局仍出具《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承诺债权债务清算完毕,否则由投资人承担责任,此时出资人尚未变更为XX市国资委;四是A公司持续向XX市公安局催收,XX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多次确认设备由其使用。

五、判决结果

二审法院改判:撤销一审判决,由XX市公安局A公司支付设备款313.5万元及利息。

利息计算分为两部分:一是90%货款部分263.9万元,自201711日起算;二是10%质保金49.6万元,按A公司一审主张的自20231230日起算。利率标准为2019719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之后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诉讼费用由XX市公安局承担。A公司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3.188万元予以退回。

六、案件意义

第一,穿透"脱钩"表象,锁定真正责任主体。本案核心在于企业改制过程中债务承担主体的认定。二审法院未拘泥于资产移交协议的形式,而是综合审计基准日、合同签订时间、付款账户、注销承诺主体等事实,认定移交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完毕,XX市公安局仍是企业注销时的公示投资人,应对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这为类似企业脱钩改制中的债务纠纷提供了重要裁判思路——资产移交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未实际清理债务的,不能免除原主管部门责任。

第二,激活"投资人承诺"条款,保护善意债权人。XX市公安局在注销时出具承诺书,承诺债务清算完毕否则承担法律后果。二审法院依据该承诺及企业公示信息,判决其承担责任,既维护了市场主体对公示信息的信赖利益,也警示行政机关在企业改制中不得通过注销程序逃避债务。

第三,确认持续催收效力,打破诉讼时效抗辩。对于七年欠款,法院结合催款函、律师函、通话录音等证据,认定A公司持续主张权利构成时效中断,有效遏制了债务人利用时间拖延逃避债务的企图。

第四,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纠正利息起算时点。 二审法院发现一审对质保金利息起算时间的认定超出原告诉请,主动纠正,体现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尊重,也提醒律师在庭审中需明确、固定利息起算等关键诉请。

本案从一审败诉(对A公司而言)到二审全额改判,代理律师通过细致梳理企业改制时间线、精准质证审计报告、强化通话录音等证据的证明力,成功为当事人追回313.5万元本金及逾七年利息,在债务人注销、"脱钩"政策复杂背景下实现了债权全额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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