颅内动脉瘤手术后脑梗死死亡：医院术前漏诊 + 术中告知不全，被判承担同等责任

颅内动脉瘤介入手术属于高风险神经外科操作，术后出现脑梗、昏迷是临床可预见的严重并发症，但并发症的存在不代表医院必然免责 ——如果诊疗过程中存在评估疏漏、告知缺陷、方案选择不当等过错，医疗机构依然要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今天我们结合一起真实判例，拆解医疗损害纠纷中的过错认定逻辑。

一、案情回溯

2024 年 5 月，患者姚某因 “头痛 1 月” 前往新疆某省级医院就诊，入院诊断为右侧椎动脉 V4 段动脉瘤、高血压病 2 级（极高危）。完善相关检查后，医院于当月为患者实施全麻下脑血管造影术 + 颅内动脉瘤栓塞术 + 血管腔内支架置入术 + 溶栓术。

术后患者意识一度短暂恢复，但很快再次陷入昏迷，复查考虑脑干梗死急性期，随即转入重症监护室报病危。后续患者长期处于昏迷状态，先后行气管切开、侧脑室腹腔分流术，持续接受抗感染、营养神经、对症支持等治疗，住院期间反复出现肺部感染、肝功能损害等并发症。患者在该院住院长达一年八个月，始终未苏醒。2026 年 1 月患者办理出院，转院至当地其他医院，次日因重症肺炎宣告死亡。

患者家属认为医院术前评估不足、手术方案选择不当、风险告知不充分，直接导致患者术后昏迷并最终死亡，遂向法院提起医疗损害责任诉讼。诉讼中先后启动两次鉴定：乌鲁木齐市医学会鉴定认定本病例属于一级乙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轻微责任；司法鉴定机构则出具意见，认为医院存在多项诊疗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为同等原因，建议过错参与度为 45%-55%。两份结论差异巨大的鉴定意见，成为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

二、法律焦点

本案核心围绕医院诊疗过错的认定与因果关系及责任比例展开，其中医院的三项核心过错是定责的关键：

1. 术前评估疏漏，关键病变漏诊

司法鉴定明确指出，医院术前仅依靠 CTA 检查制定手术方案，漏诊了左侧椎动脉 V4 段动脉瘤及基底动脉瘤，未在术前先行全脑血管造影以全面明确病变范围与复杂程度，导致术中意外情况出现时处置仓促、准备不足。

对于颅内复杂动脉瘤，术前精准评估病变数量、位置、形态及血流动力学特征，是制定安全手术策略的前提。关键病变的漏诊，本质是医院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注意义务，属于典型的诊疗过错。

2. 术中方案重大变更，未履行书面告知义务

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释放的密网支架尾端短缩至动脉瘤腔内，需要额外桥接一枚支架进行补救，但就这一重大方案变更，医院未向患者家属履行书面告知并取得签字确认。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明确规定，医务人员实施手术应当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方案并取得明确同意。术中出现术前未预见的情况、需要调整手术方案时，除非存在生命垂危等紧急情形无法取得意见，否则均应履行告知程序；即便情况紧急先行处置，事后也应当及时补记并完善手续。无书面记录的 “口头告知”，在诉讼中很难被认定为已尽到告知义务。

3. 手术方案选择欠妥，未充分回避风险

司法鉴定认为，患者为双侧多发动脉瘤，且右侧动脉瘤体积较大，从安全角度出发，采取分次介入栓塞的方案更为稳妥。医院选择一次性完成多处操作，且术中同时封闭左侧椎动脉末端，显著提升了双侧血供障碍、脑干梗死的发生风险，与患者术后出现的严重损害后果直接相关。

医疗行为的核心义务之一是风险回避：在存在多种可行治疗方案时，医疗机构应当优先选择风险更低、更符合患者病情的方案，并将各方案的利弊充分告知患者。选择高风险术式却未尽到最谨慎的注意义务，即构成诊疗过失。

关于两份鉴定的采信，法院明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侧重行政与行业定性，而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围绕侵权责任四要件展开，更契合民事侵权案件的裁判逻辑，因此最终采纳司法鉴定的同等责任意见。

三、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医院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术前评估不足、知情告知不完全、手术方案选择未尽审慎义务等过错，该过错与患者术后持续昏迷、最终死亡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结合司法鉴定建议的参与度区间，认定医院承担50% 的赔偿责任。

法院逐项核定损失后作出判决：医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患者家属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外购医疗器械及药品费、交通费、鉴定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919378.78 元。

判决同时明确了几项赔偿边界：

l重症监护室期间患者以肠内营养支持治疗为主，不再单独支持住院伙食补助费；

l护理费区分护工实际支出与家属陪护损失，分别按实际付款凭证与当地护工工资标准核算；

l患者为个体工商户，无法举证收入减少的，按对应行业私营单位平均工资计算误工费。

四、律师提醒

结合本案，梳理医疗纠纷维权与诊疗风险防控的 4 个核心要点：

1. 知情同意不是 “一签了之”

手术前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仅对应术前拟定的手术方案。术中出现重大调整（新增耗材、改变术式、扩大手术范围）时，医院仍负有再次告知的义务。建议家属在手术结束后，及时核对手术记录与术前告知内容是否一致，发现方案变更却未被告知的，可作为维权重要依据。

2. 术前检查充分是诊疗底线

对于高风险、高复杂度手术，若医院未完善关键检查就仓促安排手术，一旦出现不良后果，大概率会被认定存在评估过错。患者及家属术前可主动询问检查是否完善、是否有替代方案，留存沟通记录。

3. 医学会鉴定不是维权的 “最终结论”

很多当事人拿到医学会 “轻微责任” 的鉴定意见后，便认为索赔无望。事实上，医疗事故鉴定与民事侵权司法鉴定的评价体系不同，民事诉讼中法院普遍优先采信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结论。对首次鉴定不服的，务必在诉讼中及时申请司法鉴定，不要轻易放弃权利。

4. 赔偿主张要符合法定边界

并非所有住院期间的支出都能获得支持：ICU 期间常规不支持住院伙食补助费；无明确医嘱或鉴定意见的多人护理费难以全额支持；与诊疗无关的间接损失通常不予赔偿。维权时应优先聚焦法定赔偿项目，避免因主张不合理项目增加诉讼成本。

医疗行业的高风险性不能成为诊疗不规范的免责理由，依规书写病历、充分履行告知、审慎制定方案，是医疗机构的法定义务；而留存完整病历与缴费凭证、理性看待鉴定结论，则是患者维权的关键前提。

（本文案例来源于公开裁判文书，仅作法律科普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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