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判例解读｜帮别人 "搭把手" 炒股被判违法，刑事不起诉了，行政罚款为什么还要交？

吴晓琳｜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法律事务部副主任

摘要：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我只是听人安排、帮忙签个字、出个账户、搭个资金通道，自己一分钱没分到，怎么就被证监会认定为内幕交易、罚了几十万？更想不通的是，检察院都对我作出不起诉决定了，为什么行政处罚还躲不掉？近期，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吴晓琳律师结合一则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改判的行政判决，针对 "内幕交易帮助行为的认定、行刑衔接及没收违法所得的适用" 这一热点法律问题进行专业拆解，为身处证券、股权投资、公司治理岗位的人士厘清行政违法的裁判逻辑。

吴晓琳律师深耕法律服务行业二十余年，2001 年高分通过全国律师资格考试，2005 年取得法学硕士学位，理论功底扎实；执业前曾任职香港大型企业董事长特别助理兼七大部门总监督察，具备极强的统筹协调与风险把控能力。先后在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盈科（广州）千人规模律所执业，积累千件复杂案件办案经验，主攻土地房屋征拆行政维权、刑事辩护、高端大额财产离婚纠纷、建设工程疑难诉讼，擅长二审改判、最高院再审案件。吴晓琳律师同时担任多家机构法律顾问，多次接受《法制日报》《环球时报》中英文版专访，法律观点被海内外权威媒体转载，在行政与刑事交叉领域拥有成熟的办案体系与丰富的胜诉经验。

本案属于证券行政违法与刑事责任交叉的典型再审改判案件。蔡某系某投资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与案涉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人陈某甲为大学同学。陈某甲利用内幕信息，通过场外高杠杆配资、借用他人证券账户等方式集中买入股票获利；蔡某作为执行合伙人出面签署合作协议、在投资建议确认书上签字确认交易，直接参与了 "资金筹措" 与 "交易确认" 两个核心环节。证监会认定二人构成内幕交易，对二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蔡某不服，经复议、一审、二审均获支持后，最高法提审改判，认定蔡某构成行政违法，罚款由 956,007.49 元变更为顶格 60 万元；但因蔡某未实际获利、亦未约定分配违法所得，撤销对其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另查明，检察机关曾对蔡某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

本案核心争议直击证券行政执法的痛点：为他人内幕交易提供签字确认、资金通道等 "帮助"，本人不知悉内幕信息全貌、未分得收益，是否构成行政违法？刑事已经不起诉，行政处罚还能不能继续？没收违法所得又该如何适用？

吴晓琳律师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中厘清了三大裁判尺度。

其一，内幕交易帮助行为可独立构成行政违法，不以完全知悉内幕信息为前提。法律虽未单独列举帮助行为，但为内幕交易提供账户、资金、签字确认等实质性帮助，使内幕交易得以隐蔽完成的，同样成立行政违法；认定共同违法不要求行为人知悉信息全貌、参与全部环节。专业市场主体负有高于普通主体的审慎注意义务，在交易存在借用他人账户、场外高杠杆配资、敏感期集中顶格单向买入、刻意规避监管等多项明显异常的情形下，即便不能证明其确切知晓内幕信息内容，但能认定其对内幕交易至少持默许、放任心态并提供不可或缺帮助的，应当担责，不能简单以 "受他人安排、工具人角色、未分得收益、协议事后补签" 直接免责；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签署文件须履行审慎审查义务，调查阶段前后矛盾的反言陈述可作为判断主观过错的考量因素。

其二，行刑证明标准相互独立，刑事不起诉不等于免除行政处罚。刑事定罪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行政违法采用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刑事案件因证据不足作出不起诉，只要在案证据达到行政案件证明标准，行政机关仍可作出行政处罚。

其三，没收违法所得遵循过罚相当原则，以行为人实际取得或约定分配违法收益为前提。仅提供帮助、未实际取得也未约定分配违法所得的行为人，对其没收违法所得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对帮助行为人罚款，应在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的，处以三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的法定区间内，综合专业身份、帮助作用、主观过错及从重情节裁量。

吴晓琳律师提醒广大证券从业者、企业高管与投资人，该判例揭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很多人以为，只要不是 "主谋"、没分到钱、甚至刑事上都不起诉了，行政责任就自然免除。这是实务中非常普遍的误区。 最高法明确，行政违法与刑事责任评价体系相互独立，刑事不起诉不阻却行政处罚；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法定代表人、机构负责人等专业市场主体，负有高于普通人的审慎注意义务，一旦在明显异常的交易中提供签字、账户、资金等实质性帮助，就可能被认定为行政违法，即使未获收益也要承担罚款责任。但这不等于 "无处可辩"—— 若行为人确实未实际取得、也未约定分配违法所得，针对没收违法所得部分的处罚依法应予撤销，这正是本案改判的亮点。

吴晓琳律师建议，涉及证券投资、配资交易、股权收购等高风险环节，相关主体要把握几条维权与合规主线：一方面，事前把好 "审慎审查" 关 —— 对明显异常的借用账户、高杠杆配资、敏感期集中交易等情形保持警觉，签约、盖章、签字前核实资金来源是否合规、交易目的与模式是否正常，切勿以 "受安排、补签、不知情" 自欺；另一方面，一旦被立案调查，第一时间保存合作协议、投资建议确认书、通讯记录、盈亏数据等全部材料，理性配合调查，切忌作出前后矛盾的反言陈述，否则将作为认定主观过错的依据；再一方面，若面临处罚，可重点审查 "是否实际取得或约定分配违法所得"" 帮助行为作用大小 ""罚款是否在法定区间内明显不当" 等争点，必要时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主张撤销或变更处罚。

作为盈科广州行政诉讼部副主任，吴晓琳律师长期专注征地拆迁、山林权属行政复议与诉讼，同时深耕刑事辩护与行政、刑事交叉案件，处理大量一审败诉、二审改判、最高院再审的行政维权与刑事辩护案件。证券行政违法、行刑衔接类案件往往涉及专业认定、证据标准、罚则适用等复杂问题，链条长、专业性强、时限紧迫，普通当事人很容易因为混淆行刑责任、举证不当而承担不必要的处罚。在此类案件中，专业律师提前介入、全流程把控程序节点，是依法厘清责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关键。

本案最高院裁判观点平衡了从严监管与过罚相当，既明确帮助行为应独立担责、行刑责任相互独立，也保留了未实际获利者免于没收违法所得的救济通道。吴晓琳律师建议，无论是身处证券、股权、投资机构岗位，还是作为企业负责人，遇到证券行政调查、内幕交易处罚、行刑交叉案件时，不要消极回避或盲目抗辩，第一时间保存全部书面与电子证据，及时咨询专业律师，精准制定应对方案，理性合法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