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的诞生与衰亡(3)：死刑的极限

所谓乱世用重典，是稳固统治的需要。

随着国家形态的发展与成熟，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刑罚更加残酷，死刑不断增长。这一时期持续了几千年，不仅死罪名目繁多、执行手段残忍多样。即使在今天可能只会治安管理处罚或者不被处罚的行为，都会被无情处死。死刑在一些地方泛滥。

在古希腊雅典，一名儿童因把自己的小鸟的眼睛挖掉，被最高裁判所的法官判处死刑(见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 P72)。雅典曾有一条法律规定，在一个城市被围困时，就应当把一切无用的人处死(见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 下  P295)。女人喝酒可处死；女人与人通奸可判死刑(见尼采著《快乐的科学》P66)。

在中国古代，死罪名目繁多，数量惊人。“中国刑法，周时大辟二百，至汉武帝时多至四百九条……”(见沈家本著《历代刑法考》<四>P2028)。

夏桀、商纣是中国历史上暴君的代表。历史上大量酷刑始于其时。“逮至夏桀、殷纣，燔生人，辜谏者，为炮烙，铸金柱，剖贤人之心，析才士之胫，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见《淮南子 叔真训》)。他们火烧活人，肢裂劝谏忠臣，设造炮烙、铜柱之类的死刑工具，挖人心，挑人脚筋，将鬼侯奉献的女儿剁成肉酱……

明太祖朱元璋重典治国，屡兴大狱。据《明史 刑法志》记载，他先后启动四次大狱。在胡惟庸案中，前后受到株连被杀的有三万多人(见《明史 胡惟庸传》。“空印之狱”，被杀的有数万人(见《明史 刑法志》二)。在郭桓一案中，株连被杀者数万人(见《明史 刑法志》二)。兰玉一案，株连被杀的有一万五千人(见《明史 兰玉传》)。

苏联在1930一1950年期间，被法庭及非法庭机构判处所谓“反革命”罪的人共3778324人，被判处死刑786098人。1992年8月3日，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公布了1917一1990年间“由于犯国事罪以及根据刑法典犯类似罪”的总人数3853900人，其中死刑827995人。(见吴恩远《廓清一个历史真相一一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载《读书》2003年第11期P48)。

无论死刑罪名多么繁杂，数量多么惊人，人类的死刑既没有挽救朝代的更迭，也没有消灭犯罪。因此，人们开始怀疑死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