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纠纷】股东出资纠纷？还是合同履行纠纷？选对请求权基础很关键！

律师观点分析

【案情】

2017年，自然人B向原告介绍，称自己将设立一公司，该公司将来生产军用警用装备，且有政府和国企参与，其前景无量，推荐原告一起参与，但同时考虑项目有政府的背景，因此原告的入股将以隐名方式进行，具体参与方式为：原告将2000万元资金支付给合伙企业A（系由B与另一人C以合伙企业方式设立），再由该A企业入股目标公司，而原告将作为目标公司的隐名股东存在。

后原告与C企业签订《协议》，根据该协议原告A向C企业转账2000万元。但此后，设立目标公司一事再无音讯，原告多次向B询问该事，起初B推脱称目标公司正在筹备设立中，2019年中B称目标公司已经设立，故原告的2000万不能退还，否则违法公司法有关不允许公司设立后抽逃出资的规定。经原告调查，B所谓设立的公司，系一无实际经营的空壳公司，其股东也仅为企业A和C（C本就是合伙企业A的合伙人）。而原告给企业A的资金，实际已被其背后的实际控制人D（系B的亲戚，某破产企业的老板）挪用一空。

【承办过程】

2020年，原告将此纠纷委托本律师团队办理，原告认为B系欺骗，以设立公司为幌子，将其拿出的资金让D挪用，而上述手段则通过其控制的合伙企业A实施，且目前设立的公司只是为了掩饰其行为所设立的空壳公司。因此，原告希望通过诉讼，让B退还其所投入的2000万元资金。

本律师分析后认为，本案对法律关系的定性是存在争议的，存在两个可能：1、被定性为股东出资纠纷；2、被定性为合同履行纠纷。

如果以原告所声称的事实和主张的理由进行诉讼，则本案极有可能被认定为股东出资纠纷，如此，本案败诉几率较大，理由为：1、原告与A企业签订的《协议》并未约定相应退出机制；2、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的出资是不允许抽逃的，故即使《协议》有约定退出机制，也会因为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不具法律效力；3、虽然事实上当前设立公司为一空壳，但无法以证据举证该公司设立系B为了掩饰。

而本律师认为，本案要想胜诉，必须使本案不被认定为“股东出资纠纷”，由此，进一步分析得出：《协议》的权利义务内容，系原告将资金交付给A企业，再由A企业代为向将设立的目标公司出资，并为原告代持目标公司股份，故原告与A企业间除上述代为出资和代为持有股份外，并不存在资本关系。而倘若将本案的争议定位于原告与A企业之间的话，则争议焦点在于A企业收到原告的出资后，是否履行了向目标公司出资的义务。如果A企业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话，就不存在股东出资的法律关系，也即从根本上规避了上述败诉风险。

故本律师决定以该分析为诉讼的根本定位，即：以A企业接受陈X2000万资金后，并未按《协议》约定将该笔资金出资，而是挪作他用作为事实，主张A企业未履行合同约定主要义务，已使原告签订合同的主要目的落空，因此，现原告主张解除合同，并以此为请求权基础，主张A企业退还2000万资金，并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主张其合伙人B和C对返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承办结果】

本案起诉后，因案情复杂，经过了长达6个月的审理。正如承办律师的预判，被告千方百计的企图将本案定性为“股东出资纠纷”。但由于起诉前承办律师对本案的定调准确，故审理法院也采纳了我方意见，将A企业收到原告资金后是否实际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代为出资义务，作为本案的审查重点。后经大量调查取证后，法院认定A企业在收到原告2000万元资金后，将该资金挪作他用，并没有履行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由此，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启迪】

本案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且具有迷惑性，如不经冷静分析，抽丝剥茧的分析出本质的法律关系的话，将会错误的以“欺诈”为由简单提起诉讼，要求返还资金。如此，则本案将存在被定性为股东出资纠纷，即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死路”。

而正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本案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应当以被告不履行合同义务作为理由主张解除合同，并由此退还款项更为妥当。且事实证明，该诉讼策略最终获得了法院的支持。由此，律师认为，案件诉讼策略的选择和定调，对案件最终能否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效果，尤其对于基础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一定要委托专业律师，避免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