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一瑾律师
大家好，我是郑一瑾律师。
我代理患方打过不少医疗官司，但对2年前小陶（化姓）的案子，始终念念不忘。
120万的赔偿款固然不少，可小陶无法正常行走，大小便失禁，需要长期康复治疗，这笔钱或许真的不多。
这个案件真正触动人心的，是这120万赔偿金额之外，医患双方所展现出的理性与善意。
抽丝剥茧：锁定诊疗过程中的三处致命过错
小陶在A医院剖宫产分娩后，出现双下肢麻木、无痛觉、肌力减弱，最终被诊断为马尾综合征、神经源性膀胱等，经鉴定构成五级和七级伤残。
案件起诉后，法院委托B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在听证会上，面对两名鉴定人及妇产科、麻醉科临床专家的视频提问，我们律师团队将突破口锁定在三组核心疑点，按时间线层层展开：
第一，感染防控缺失。产程中产妇高烧至39.4℃，医方未予重视和处理。
第二，麻醉操作直接导致损伤。分娩镇痛已经腰椎穿刺一次，剖宫产麻醉时又连续两次穿刺不成功，第三次才成功。术后MRI显示，损伤节段恰好对应麻醉穿刺位置，而非椎间盘本身压迫所致，这直接证明了是穿刺位置过低损伤了马尾神经。
第三，术后处置严重延误。患者剖宫产当晚就出现双下肢异常，护理记录毫无记载；术后第二天麻醉科随访记录明确写了“被阻滞区域感觉、运动异常”，说明医生已经发现了问题，却没有上报、没有会诊，延误治疗十余小时。
为了直观呈现损害后果，我们在听证会上用幻灯展示了小陶康复治疗的现状：因每天扎针灸、电针而伤痕斑斑的后腰背皮肤、大便失禁、小便需导尿的痛苦现状。
B司法鉴定中心采纳了我们大部分意见，最终认定：医方存在感染防控不足、麻醉操作与损伤关联、术后处置延误三项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同等至主要作用之间，参与度建议 50%-75%。
庭审交锋：专业核算与双向奔赴的善意
一审开庭在湘鄂两省交界的一个偏远的小山城。法官耐心且有亲和力。小陶夫妇、小陶公婆带着刚满一岁的小宝来到了庭审现场。质证阶段小宝哭闹，法官马上休庭，让书记员带祖孙三人去空庭室休息。
案件事实清楚，医患双方对过错鉴定、伤残等级、三期、护理依赖等鉴定结果均无异议。小陶除了新生宝宝，还有个3岁的大女儿。我们团队经过细致核算，将抚养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辅助器械费等100多张发票梳理成清单，加上精神抚慰金等，总计约180万余元。
让人意外的是，A医院对我们的赔偿项目和发票清单进行详细核查后，均予认可。A医院甚至主动提出：某项残疾辅助器具原告方仅主张更换3轮共9年，他们同意按更换5轮共15年计算。
辩论终结后，法官建议按被告70%过错责任进行调解。根据180万的清单，按70%计算约126万。庭审后一周，A医院院务会讨论审核，同意按70%责任、总额120万的方案调解。原被告双方签署调解笔录，三天后法院下达了调解书。
调解书载明：小陶伤后经济损失由A医院赔偿120万元，并定于调解书签收后十五日内给付80万元，2025年1月31日前给付40万元。后续需要的成人纸尿裤、一次性床单、导尿管凭发票按照 70%的比例由A医院承担。小陶后期进行马尾综合症康复性住院治疗，原则上在A医院进行治疗，若需要赴上级医院住院康复治疗，限定在省内公立医院。其康复治疗住院费用在医保报销后自费部分凭发票按 70%比例由A医院承担。
办案手记：一张没有打出的“王牌”
这个案子里面，医患双方在解决纠纷时展现出的积极态度与人性温情，让人感慨。
A医院在事发后没有推诿和拖延，始终保持着“这件事我们要解决”的姿态。他们积极联系上级医院、多次派医生探望，庭审时不仅认可赔偿，还主动增加残疾辅助器械费用，并提出后续治疗条款并写入调解笔录。
而小陶夫妇的坚韧与善良，更令人动容。从最初双腿瘫痪，到康复半年多才能下地，大小便一直无法控制，他们都没有被击垮。每天的针灸和电针让小陶整个腰背部满是针眼，她一直咬牙坚持。在整个办案过程中，我的团队也从未听到他们抱怨和愤恨之语，小两口脸上总是带着温和、乐观的笑容。
还有一个敏感问题的处理，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在办案中我们发现，A医院实施麻醉的医师，执业注册范围是“外科专业”，而非麻醉专业。这属于超范围执业。作为律师，我如实告知了小陶夫妇其法律意义：如果在法庭上提出，对A医院将是相当不利的重击，甚至可以借此争取更高赔偿，同时也可通过行政途径追究医院和个人的责任。
小陶夫妇商量后，明确告诉我们：“我们读书不多，十几岁就出门做事。能当上医生，都是读了很多书的，不容易。我们不想让那个医生个人倒霉，让他把资质补上，以后千万别再出这种事就行了。”
这是张很有分量的“牌”，虽然小陶夫妇选择了不打，但我们代理的其他案件中，也有患方当事人坚定地选择打出这张“牌”。
对于小陶夫妇的选择，我们心怀敬意，但是我们并没有在道德上去强化他们。
作为律师，我们深知：无论当事人做出何种选择，只要是合法的，律师都应当予以理解、尊重并依法执行。忠于当事人，忠于法律，这是律师的执业底线。
后来，我们通过A医院代理律师沟通了此事，A医院承诺尽快为该医生办理麻醉专业资质。在之后的听证会和庭审中，我们原告方没有再提这个问题，调解时也没有拿这件事要求增加赔偿。我们律师团队运用专业能力帮当事人把该争取的权益（如70%责任认定、各赔偿项目清单及后续治疗费等）尽力争取到位，同时也尊重了当事人放弃追究行政责任的意愿。
法律不苛求万无一失，但要求尽到注意义务
我常回想这个案子。如果发生医疗纠纷后，医方都能像A医院一样直面问题、真诚沟通，患者都能像小陶一家那样相信法律、保持乐观，相信问题能更快更妥善地解决。
但这个案件也警示我们，有些教训必须被牢记。
首先。医师的执业资质是一条红线，资质本身是法律对患者安全的第一道保障。
其次，必须严格遵守诊疗原则。椎管内麻醉后运动功能恢复延迟，本身就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信号；医方交接班制度明确要求“超过6小时运动功能未恢复及时报告麻醉科”，但随访医师发现异常却未上报。神经损伤的救治窗口以小时计，迟一步报告、迟一步MRI、迟一步会诊，可能就错过了挽回的机会。
法律并不苛求医务人员万无一失，但要求每一位从业者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注意义务”。
这既是法律的尺度，也是医学的职业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