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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相关的司法解释或者法院的会议纪要等文件，可能会为法律所规定的不同的罪名之间，如何区分适用的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规定，或提出明确而具体的标准，这就给辩护人进行罪轻辩护提供了最好的依据。辩护人根据上述规范性文件，向法院主张被告人构成此罪而不构成该罪，直接进行罪轻辩护。比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贩卖毒品案件的相关的会议纪要，如果购毒者接收贩毒者以物流快递的方式所寄送的毒品，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购毒者购买毒品的目的是用于贩卖、运输等犯罪活动的，可以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此时辩护人就应该牢牢抓住这个规定，将公诉机关所指控的贩卖运输毒品转化为非法持有毒品。两者的量刑可谓是有天壤之别：相同的数量，如果是贩卖毒品，可能涉及死刑，但非法持有毒品一般都会判处有期徒刑。

其次，有些犯罪此罪和彼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基本相同或类似，只是在某一点上可能有所不同。比如，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的区别，就是主观目的是否积极追求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这一结果的发生；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的区别，是犯罪手段不同；组织卖淫罪和容留卖淫罪的区别是行为人积极组织卖淫，还是仅为卖淫活动提供场地。这些犯罪在某些关键点上存在不同，但其他的构成要件是基本类似的，辩护人可以抓住关键点，扭转此罪和彼罪的区分，追求更轻的量刑结果。

第三，对犯罪构成要件而不类似或者性质上有所不同的案件，在做轻罪辩护的时候，不宜直接向法院主张构成另一罪名。因为，这样无疑是提醒了法官，或公诉人虽然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死罪此罪，但是有可能构成另一个犯罪。比如，当公诉人指控被告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其骗取国家相关款项的行为构成贪污罪的时候，辩护人只需要主张被告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因此其行为不构成贪污罪，不应主动提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这无疑是给控方提供弹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作为一种诉讼的策略，要尽量地尽量避免给控方提供信息，和建议，而只需要否定控方的指控即可。

第四，如果被告人本来实施了量刑较重的罪，控方主张量刑较轻的罪，比如，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而控方却指控的是抢夺罪，这样的情况显然是对被告人有利的，辩护人当然不应该主张被告人构成抢劫罪，从而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要时时刻刻切记，辩护人是为被告人的利益而工作，而战斗的，一定要站稳立场。

第五，无罪辩护和轻罪辩护并不矛盾，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其他部门联合发布的多个规定来看，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是可以并行不悖同时进行的。辩护人如果主张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其实也只是一种在法庭上预设的立场，并没有把握最终法院能够采纳而认定被告人无罪，此时如果不作量刑方面的辩护，则可能导致法院最终确定被告人有罪之后，并未充分听取被告人轻罪方面的理由，对被告人的权益保护是不利的。从法律角度上讲，能够确定被告人有罪无罪的只能是人民法院，在不能确定人民法院最终将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既做无罪辩护，又做轻罪辩护，是一种合理的选择。有的人认为，这种“骑墙式”的辩护便会显得辩护人的逻辑有些混乱，但南京刑事律师认为，其实其内在逻辑是统一的，就是争取被告人的最大权益，而人民法院在听取这样的辩护意见之后，对辩护人也不会产生任何的反感，而是会尊重辩护人为被告人权益所做的努力，即使认定被告人有罪，也会认真考虑辩护人所提出的罪轻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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