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这类案件在深圳、东莞一带并不少见。
一家小型加工厂，接了一批来料加工的订单，对方提供图纸、logo、包装，厂里负责生产。货交出去之后，厂里老板被警察找上门，才知道那批货是假冒某知名品牌的产品，对方拿去卖了。老板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按图纸做的。
这个"不知情"能不能成立，是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件里最常见、也最难处理的争点之一。
假冒注册商标罪是怎么构成的
《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到十年。
这个罪名在主观上要求故意，过失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道自己在生产假冒商品，在法律上是有辩护空间的。
但问题在于，"不知情"说起来容易，证明起来很难。司法实践中，认定生产者主观上明知的情形包括：对方要求不能留生产记录、不能打厂家信息；货款结算方式异常，比如全程现金、不开发票；单价明显低于正品市场价格；生产的商品上有清晰可辨的知名品牌标识，而厂方没有核实授权。
这几条里，最后一条是争议最大的。很多小厂老板的逻辑是：我只是代工，品牌授权是对方的事，我不负责查。但在司法机关看来，你的工人每天在压印一个全国知名品牌的logo，你说你不知道这需要授权，这个说法是否可信，需要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判断。
不知情的辩护如何成立
不知情的辩护要成立，光说"我不知道"是不够的，需要有具体的事实支撑。
首先是合同层面。如果厂家和委托方签订的合同里，委托方明确承诺拥有相关商标的合法授权，且厂家有理由相信这一承诺，这是支撑"合理信赖"的重要依据。如果合同里连商标名称都没有出现，或者委托方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授权文件，那么厂家事后说自己以为对方有授权，说服力就很弱。
其次是生产过程中的具体细节。对方有没有要求隐去厂家信息？交货方式是否异常？有没有人在厂里蹲点监督生产、防止外流？这些细节如果存在，反而会削弱不知情的辩护；如果不存在，说明整个生产流程是正常的委托加工模式，有助于支撑厂家的辩护立场。
第三是厂家的一贯经营记录。如果这家工厂长期做代工，有正规的营业执照、完整的财务记录、稳定的客户群，那么这次被卷入假冒案件更可能是被利用，而不是主动参与。相反，如果这家厂子本身就经营不规范、账目混乱、客户来路不明，那么"我不知道"就更难让人相信。
实践中的常见问题
这类案件里，厂家往往面临一个两难：如果全力主张不知情，就要和委托方切割清楚，证明对方是在隐瞒信息欺骗自己；但委托方往往已经逃跑或者另案处理，厂家拿不到足够的材料来还原当时的情况。
另一个常见问题是员工的证词。侦查阶段警察会询问工厂员工，员工的陈述有时候会和老板的说法出现出入。比如老板说自己不清楚品牌的情况，但员工说"老板让我们不要对外说生产了什么"，这种出入会对整个不知情的辩护造成很大的打击。这类细节在律师介入之前往往已经固定进了笔录，事后很难纠正。
还有一类情形是货值认定的问题。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情节严重"标准，涉及非法经营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侦查机关在认定货值时，通常按照被假冒商品的市场价格计算，而不是按照实际的加工费。一批加工费只有几万块的订单，如果被假冒的是高端品牌，货值很可能被认定为几百万，直接影响量刑幅度。这个认定方式是否合理、有没有压缩空间，是辩护律师需要认真研究的方向之一。
认罪认罚之外的空间
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件里，如果不知情的辩护最终没有被采纳，还有几个方向可以争取：
一是主从犯的认定。如果厂家是被委托方利用、处于整个假冒链条的末端，那么厂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应当被认定为从犯，从犯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是货值的核实。前面提到的货值认定问题，如果侦查机关的计算方式存在问题，可以申请重新鉴定，或者提出异议要求说明依据。
三是退赔和赔偿。在认罪认罚的基础上，如果厂家能够积极配合退赔，对被害商标权人进行赔偿，通常可以在量刑上获得进一步的从宽处理。
这几个方向能不能用、用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案件的具体事实，没有统一的答案。
深圳及周边地区的制造业企业，由于产业链密集、代工订单量大，涉及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案件时有发生。如果你或企业遇到类似问题，需要了解案件情况或寻求辩护支持，可以联系孙峥律师。孙峥律师执业于广东良马律师事务所，长期代理深圳地区刑事案件，在知识产权犯罪、经济犯罪辩护方面有丰富的实务经验。
（本文涉及人物及公司均为化名，部分数据脱敏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