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方凤律师
律师观点分析
崔某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与韩某月（一审第三人）是夫妻关系，二人于2015年登记结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韩某月与潘某梅（上诉人，原审被告）自2019年底认识后，发展成不正当男女关系。
纠纷的直接导火索：
在2021年1月至2024年10月期间，韩某月通过微信红包、微信转账、银行转账以及代付购车款等方式，向潘某梅转款及代付款项累计达774,921.90元。这些转账中大量包含“520”、“1314”、“5200”等具有特殊含义的金额，转账备注中也有“宝贝”、“猪头”等亲昵称呼。
原告的诉求：
崔某雅认为，韩某月在其不知情且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潘某梅，这一行为不仅侵犯了她的夫妻共同财产权，也违背了公序良俗。因此，她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韩某月对潘某梅的赠与行为无效，并要求潘某梅返还全部受赠款项及利息。
争议焦点：
潘某梅与韩某月之间是“不正当男女关系”还是“合作关系”？
韩某月的转账行为是“赠与”还是正常的“经济往来”？
潘某梅是否需要返还全部款项，还是应扣除她所主张的已返还现金、代付费用及投资支出？
这是一起典型的原配起诉“第三者”，要求返还丈夫在婚内赠与的财产的赠与合同纠纷。
一、案件基本信息
案号：（2025）桂13民终***号
审理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级：二审（终审判决）
案由：赠与合同纠纷
二、当事人信息
上诉人（一审被告）：潘某梅，女，1997年生，壮族，住广西武宣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广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崔某雅，女，1990年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长垣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方凤，湖南芙蓉（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韩某月，男，1991年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长垣市（系被上诉人崔某雅的丈夫）。
三、纠纷起因
崔某雅与韩某月于2015年6月18日登记结婚，婚姻关系仍存续。2019年底，韩某月与潘某梅相识并发展为不正当男女关系。2021年1月至2024年10月期间，韩某月通过微信红包、微信转账、银行转账、代付购车款等方式，向潘某梅转款及代付款项累计774,921.90元。崔某雅认为韩某月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潘某梅，违背公序良俗，遂起诉请求确认赠与无效并返还财产。
四、一审诉讼请求（原告崔某雅）
1. 确认韩某月在2021年1月1日至2024年11月1日期间对潘某梅的787,354.53元赠与行为无效；
2. 判令潘某梅返还787,354.53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自起诉日起按LPR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3. 判令潘某梅承担诉讼费、保全费。
五、一审认定事实（转账及返还情况）
韩某月向潘某梅转款/代付总额：774,921.90元（含微信红包1,671.90元、微信转账377,395元、银行转账391,755元、代付购车款4,100元）。
潘某梅向韩某月转款总额：147,651.27元（含零钱通支付、微信红包、微信转账）。
抵扣后净额：627,270.63元。
六、一审判决结果
1. 确认韩某月自2021年1月1日至2024年11月1日期间赠与潘某梅627,270.63元的行为无效；
2. 潘某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崔某雅返还627,270.63元；
3. 驳回崔某雅其他诉讼请求（资金占用利息等）。
七、二审上诉请求（上诉人潘某梅）
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返还金额为448,667.83元（主张扣除：已返还现金73,000元、代第三人结账及购买物品31,323元、第三人投资支出74,279.8元，合计178,602.8元）。
二审询问中变更请求：改判返还314,067.48元（即扣除后的70%，理由是主观上无恶意）。
八、二审判决结果及理由
判决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主要理由：
1. 韩某月转账给潘某梅的款项系夫妻共同财产，未经崔某雅同意擅自赠与，违背公序良俗，赠与行为无效。
2. 双方对一审计算的627,270.63元数额均无异议。
3. 潘某梅主张扣除现金返还、代付、投资支出等，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且结合韩某月出具的《婚内财产协议》及双方不正当关系，韩某月在一审中的陈述不具有客观真实性。
4. 潘某梅称其主观无恶意主张按70%返还，于法无据。
二审案件受理费：3,872元，由潘某梅负担。
观点感受：
一、专业层面的成就感：诉讼策略与核心论点得到全面支持
作为代理人，最欣慰的莫过于自己的诉讼主张被两级法院完整采纳。本案中，姚律师的代理工作有几点值得肯定：
1. 精准抓住案件定性：从一开始就将案件定性为“违背公序良俗的赠与行为无效”，而非纠缠于“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等技术细节。这一核心论点被一、二审法院完全采纳，成为判决的基石。
2. 有效应对对方的“合作关系”抗辩：面对潘某梅提出的“共同经营美容业务”、“代付餐费购物”、“投资支出”等试图将赠与“合法化”的主张，姚律师在答辩中指出对方“除了韩某月的陈述之外无法举证任何有效证据”。最终法院认定“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意味着姚律师在证据攻防上占据了绝对上风。
3. 成功瓦解对方的关键证人：潘某梅的上诉高度依赖一审第三人韩某月的“自认”（承认收到现金、代付费用等）。姚律师敏锐地抓住了韩某月作为“出轨方”的特殊地位，指出其与崔某雅感情已破裂（韩主动提离婚、甚至发生父亲打伤崔某雅的事件），从而论证韩某月的陈述“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这一策略成功削弱了对方最核心的证据基础。
二、对判决结果的肯定：基本实现当事人预期
金额基本守住：一审判决返还627,270.63元，二审全额维持。潘某梅上诉要求扣除17万余元并只返还70%，被完全驳回。对于当事人崔某雅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结果。
法律效果明确：判决确认赠与行为“无效”而非“可撤销”，意味着自始无效，无需当事人另行行使撤销权，法律定性清晰有力。
遗憾之处：崔某雅在答辩中提出“韩某月20202021年还转账约12万元给潘某梅，一审未审理”，并请求二审“支持潘某梅返还”。但二审判决并未提及此事，也未支持该主张。这可能是因为该部分款项发生时间更早（部分在2021年1月1日之前），或不在原告诉讼请求范围内。作为代理人，对此可能会有一定遗憾，但鉴于整体胜诉，影响不大。
三、对对方上诉策略的评价：缺乏证据支撑，难以动摇判决
从专业视角看，潘某梅的上诉存在明显硬伤：
1. 证据链严重缺失：她主张现金返还73,000元，却只有自己ATM取款凭证，没有韩某月签收或交付现场的客观证据；主张“代付31,323元”虽有发票，但无法证明是为韩某月本人消费而非二人共同开销；主张“投资支出74,279.8元”的转账记录也指向不明。在涉及不正当关系的案件中，法院对这类“经济往来”的审查会异常严格，没有直接、清晰的书面协议或对账记录，很难被采信。
2. “无恶意”不等于免责：潘某梅在二审询问中突然提出“主观上无恶意”，请求按70%返还，这一主张在法律上缺乏依据。赠与合同无效的后果是全额返还，与善意恶意无关（除非涉及善意取得等特殊情形，本案明显不适用）。这一变更反而暴露出其上诉缺乏底气的状态。
3. 自认规则的误用：潘某梅援引《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3条关于“自认”的规则，主张韩某月的陈述应被采信。但姚律师成功证明韩某月与崔某雅存在严重利益冲突（感情破裂、家庭纠纷），其陈述不具备客观性。法院有权对此类利害关系人的陈述不予采信，这不违反自认规则（自认主要针对对方当事人，而非第三人）。
四、对法官裁判思路的认同：审慎、务实、尊重婚姻伦理
二审法院的判决说理清晰，体现了良好的裁判导向：
坚守公序良俗底线：明确否定为维系不正当关系而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这一点在婚姻家事案件中具有积极的社会引导意义。
严格证据审查：对潘某梅提出的各项扣除主张，法院以“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为由驳回，体现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严谨态度。
合理采信间接证据：法院通过“520”、“1314”等特殊金额、亲昵备注、《婚内财产协议》等间接证据链，认定不正当男女关系成立，在没有直接捉奸证据的情况下，这是非常务实且有效的认证方式。
五、整体感受总结
作为姚方凤律师，本案的代理工作应当是满意且成功的：
结果层面：全额维持了62万余元的返还判项，为当事人挽回了重大经济损失。
过程层面：在证据组织、庭审辩论、对方证人可信度攻击等环节均展现了扎实的专业能力。
意义层面：这起案件是典型的“原配追回赠与第三者财产”诉讼，判决结果符合社会大众对婚姻忠诚和公平正义的期待。
如果要说有什么反思或建议，可能会是：未来代理类似案件时，应更加注意梳理时间跨度更长的转账记录（如崔某雅提到的2020-2021年那12万元），尽可能在起诉时一并纳入诉讼请求，避免因诉讼时效或管辖范围问题留下遗漏。当然，这并不影响本案作为一起成功的家事诉讼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