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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相关概念

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通常表现为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做法。

非法集资相关罪名

非法集资刑事犯罪，是指涉及人员、金额达到刑事案件追诉标准，应当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刑事责任的非法集资行为。我国刑法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等对该类犯罪行为作出惩罚。结合办案实际以及案件的处理情况，主要有以下两个罪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法集资诈骗秩序的行为。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

一、基本数据统计

（一）受案情况统计

2010年至2012年，哈尔滨中院共审理非法集资类案件16件，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10件，占62.5%，集资诈骗案件6件，占37.5%。在这两类案件中，一审案件5件，占31.3%，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1件，占一审受案数的20%；集资诈骗案件4件，占一审受案数的80%。二审案件11件，占68.7%，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9件，占二审受案数的81.8%；集资诈骗案件2件，占二审受案数的18.1%。在11件二审案件中，维持9件，占81.8%；撤诉2件，占二审受案数的18.1%。

（二）被告人基本情况统计

在这16件非法集资类诈骗案件中，被告人总人数为98人，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被告人数为32人，占此类案件被告人总数的32.7%；集资诈骗案件被告人数为66人，占此类案件被告人总数的67.3%。

1、被告人性别统计。按性别统计，在这98名被告人中，男性被告人43人，占被告人总数的43.9%；女性被告人55人，占被告人总数的56.1%。

2、被告人犯罪年龄统计。按被告人犯罪时年龄统计，在这98名被告人中，20-30岁的被告人11人，占11%;30-40岁的被告人14人，占14%;40-50岁的被告人28人，占29%;50-60岁的被告人37人，占38%;60-70岁的被告人5人，占5%;70岁以上的被告人3人，占3%。

3、被告人被判处刑罚情况统计。按被告人被判处的刑罚情况统计，在98名被告人中，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5人，占5%；被判处死缓的被告人1人，占1%；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被告人3人，占3%；被判处10—15年的被告人11人，占11%；被判处5—10年的被告人21人，占22%；被判处3—5年的被告人34人，占35%；被判处3年以下的被告人13人，占135%；被判处缓刑的被告人3人，占3%；免于刑事处罚的被告人7人，占7%。

二、非法集资类案件的犯罪特点分析

通过对近三年来我庭审理的非法集资类案件的分析，我们发现非法集资类案件存在以下主要特点：

（一）被告人数多、年龄偏大、女性多于男性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这16起非法集资案件中，被告人数达到98名，平均每起案件的被告人数为6人之多。其中焦英霞集资诈骗案被告人为15人，圣瑞集团集资诈骗案的被告人更是达到32人之多。且被告人多以40岁以上的中老人为主，其中40-60之间的被告人占到了全部被告人总数的67%。在这98名被告人中，女性被告人占大多数，比男性被告人多出12.2个百分点。

（二）涉案金额大、涉及地域广

非法集资类案件的涉案金额往往特别巨大，少则几十万、几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甚至几亿、几十亿元，如焦英霞集资诈骗案犯罪金额高达7亿多人民币、圣瑞集团集资诈骗案犯罪金额高达5亿多人民币。而且犯罪嫌疑人活动范围扩大，跨区域犯罪增多，有些犯罪案件涉及黑龙江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等20多个省市。

（三）受害人数多、年龄偏大

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受害群体广泛， 受害人数少则数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遍及离退休老人、下岗职工、农民、个体工商户、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其他社会无业人员等社会各个阶层。且受害人年龄普遍偏大，多以中老人为主。这部分人手中有些闲散资金，但又苦于找不到致富门路，很容易受到犯罪嫌疑人的欺骗和诱惑，有的甚至将所有积蓄都用来投资。同时，受害人之间多多少少都存着同事、朋友、亲属等不同的关系层面，形成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辐射效应。有的受害人既是被害人又是帮凶，不但自己投资，还劝亲朋好友等去投资，自己从中获利。

（四）追赃困难、维稳压力大

从目前办理的案件情况看，非法集资案件追赃非常困难，追赃远低于实际损失数额。原因在于，一是大部分集资案件的爆发，均是资金链已经断裂，募集来的资金已被犯罪分子消耗殆尽；二是案发时犯罪分子多以现金方式转移了赃款，大量赃款去向难以查明，追赃困难，被害人损失难以挽回；三是此类案件犯罪证据收集较难，往往导致因证据不足或不充分而对犯罪数额认定得较低。这就容易引起受害人不满，在没有其他索赔渠道的情况下，被害人往往集结到各级政府上访，寻求政府救济，或采取堵塞交通等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容易出现越级访、告急访，引发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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