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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寻衅滋事罪是从1979年《刑法》流氓罪中分解出来的，两罪的主观特征是一脉相承的，

故以下所列观点，包括对流氓罪主观要件的一些看法。

1、抽象说。认为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过失不构成此罪。①

2、刺激说。“流氓罪的故意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破坏公共秩序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而流氓罪的目的则是通过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来寻求下流无耻的精神刺激，达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流氓罪的目的虽然不是直接故意的内容，但是二者又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在流氓 分子眼里，只有通过对公共秩序的破坏，才能达到寻求下流无耻的精神刺激之目的，因而流氓犯罪分子对于破坏公共秩序总是抱有希望的态度。希望破坏公共秩序，正是为了达到寻求精神刺激之目的。相反，如果行为人破坏公共秩序不是为了寻求下流无耻的精神刺激，而是为了其他个人目的，那也就不是流氓犯罪。”②

3、藐视说。“由于流氓活动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因而其犯罪手段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共同的特点是主观上出于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且情节已达到恶劣的程度。”③

4、综合说。“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破坏社会秩序的危害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行为人的犯罪动机是为了满足耍威风、取乐等不正常的精神刺激或 其他不健康的心理需要。”④

以上各说中，抽象说显然无助于对寻衅滋事罪主观特征的认识，因为它没有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没有分析事物的本质。

刺激说有三大不足，一是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既然已肯定了是否具有寻求下流无耻的精神刺激的目的，是区分寻衅滋事罪与其他 为了个人目的而实施的犯罪的根本，也就确定了其是犯罪构成的组成部分，但同时又否认这一目的是直接故意的内容，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犯罪构成理论告诉我们：“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所规定的，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和主观要件的总和。”⑤显然，如果“寻求下流无耻的精神”是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必要条件，那么就必然是犯罪构成的组成部分。说它不是犯罪构成的组成部分，那它就对定罪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两者应当是统一的。二是此说实际上已把寻衅滋事罪说成是目的犯了。因为，只有行为人具备了“寻求下流无耻的精神刺激的目的”，方才构成寻衅滋事罪，这就把该目的说成了构成此罪的必要条件了。而当某一特定的目的是某罪的不可缺少因素时，该罪也就成了目的犯了。但理论界和司法工作者都承认，寻衅滋事罪非目的犯。因为，有的寻衅滋事者固然是为了寻求下流无耻的精神刺激，但并非所有的寻衅滋事者都是为了追求这种刺激，而有着其他目的，如纯粹出于江湖义气去帮助他人出气而殴打他人，很难说是为了寻求下流无耻的精神刺激。由此决定了此说的第三个缺陷，即不能涵盖所有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故意，因为并非所有的寻衅滋事行为都 是为了寻求下流无耻的精神刺激，因而具有极大的 片面性。

藐视说则犯了概括太广的错误。因为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不仅仅是寻衅滋事罪的主观特征，也是其他一些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所具有的。当一个概念的界定，不能把所界定的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时，这种界定也就是不科学的。

综合说看似全面，但并未把握住寻衅滋事罪的主观特征。因为，到底还有哪些“不健康的心理需要”，一点也没有讲，过于笼统。

那么，如何来科学地把握寻衅滋事罪的主观特征呢？我们仅仅用演绎的方法，将《刑法》关于故意犯罪的一般性规定，来界定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件，表述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是远为不够的。谁都知道寻衅滋事罪是一种故意犯罪，谁都会进行这种简单的演绎推理，但这对司法实践又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呢？关键是，我们必须探寻寻衅滋事罪的主观特征，把握了这一特征，才能深刻、正确地分析寻衅滋事行为。因此，在分析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件时，上述的演绎推理固然不可少，但更重要的还是要进行归纳推理。笔者认为，应当从分析历史上的流氓现象及当前此类行为入手，从现象中挖掘其本质来。

“流氓”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概念。先秦时期的“流氓”一词，从广义上讲是指“游民”，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流氓”。所谓“游民”就是“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人。在当时，真正与“流氓”含义相近的称呼，叫做“惰民”“罢民”“闲民”“谪民”“轻民”等等。从秦汉、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时期，流氓称呼大体可析为三类：一是各种“恶少年”，二是各种“游侠”“轻侠”，三是各种“游手”“游民”“浮浪人”等。至宋代，一般将流氓称作“捣子”，又称“闲人”“闲汉”“玩徒”“无赖”“白日鬼”等等。元代称“流氓”为“无徒”，元剧中多骂为“泼无徒”，后来在官方文书与元剧中又称“泼皮”“绰皮”“赖皮”等等。“光棍”一称始于明代，是当时对流氓的专称，直至清末，才将历来的所谓“无赖游民”正式称为“流氓”。⑥

解放前，在旧上海，流氓被叫做“乱人”。据不完全统计，以流氓为业的一度多达二万余人。他们根本无职业可言，平时不想别的，满脑子琢磨的都是如何害人。他们白天敲饭馆，晚上摸茶房，踢寡妇门，挖掘户坟，极尽损人利己、敲诈掠夺之能事，搅得社会不得安宁。⑦

解放初期，流氓恶势力凭借其封建帮会势力，在车站码头、桥南桥北、路东路西，划分地段，分疆而“治”，成为各自的势力范围。如号称“沪西半爿天”的柏文龙，手下控制着“薄刀党”“斧头党”，按月向沪西一带工厂、商店勒索钱财，稍有不从，就拔拳相向，打了人还要收手工钱。⑧

经过“十年动乱”，政治、经济和社会公德风气都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部分青少年，由于受了林彪、“四人帮”“读书无用论”“捅刀子勇敢”和“青少年违法无罪”等的谬论的毒害，沦为“文盲加流氓”式的人物。他们思想空虚，头脑简单，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追求吃喝玩乐、江湖义气，把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当成家常便饭，把摧残女性、行凶伤人作为寻欢作乐。

时至今日，寻衅滋事行为与以往的流氓行为，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随意殴打他人，追逐、拦截、辱骂他人，强拿硬要或者随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是一些毫无道理可讲的无赖。

对上述现象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寻衅滋事罪的主观特征表现为：公然藐视社会主流文化所确定的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具体分述如下。

1、必须是公然藐视。藐视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也是其他一些犯罪的主观特征。如招摇撞骗罪，行为人显然也藐视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因此，没有“公然”两字的限定，就不能区分出寻衅滋事罪与其他一些犯罪主观方面的差异。寻衅滋事罪是公然犯罪，表现为主观方面，必须具有“公然”的特征，即自己对行为规范的藐视完全没有掩饰。他们以蛮不讲理的行为，毫无顾忌、肆无忌惮地破坏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的正常秩序，具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卑劣意识。这可从对流氓的几种称呼中看出，如“恶少年”“捣子”“无赖”“泼皮”等，无不具有对日常生活行为规范的公然对抗的性质。

2、必须是与主流文化相悖。公然藐视的行为规范，必须是主流文化所确定的、维护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的行为规范。而非处于亚文化人群中的行为规范。寻衅滋事者乃是一种社会边缘性人物，他们突出的特征是以无道德为道德，以无秩序为秩序，以无规则为规则，以耻为荣，根本无视维护社会日常生活秩序的行为规范。他们（多为青少年）的社会化程度很低，文化水平不高，道德修养缺乏，头脑空空如也，但感情充沛、精力旺盛。而这种感情、精力缺乏理性的控制，而是受到社会亚文化的感染，被低级趣味的需要所支配。因此，主流文化所确定的日常行为规范，在他们的头脑中相当淡薄。

3、藐视的必须是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交往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寻衅滋事扰乱的是社会的日常生活秩序，因此，行为人所公然藐视的必须是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交往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如社会生活中要求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以礼相待，以理服人。而寻衅滋事者则根本无视这些规范，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他人。如果藐视的是其他的、不属于人们日常生活交往中的行为规范，就不是寻衅滋事的主观内容了。比如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案件，为什么有的定故意伤害罪，有的定寻衅滋事罪，原因就在于主观要件的不同。前者往往出于特定的原因，以伤害他人身体健康为目的；而后者则主要是“蛮不讲理”、一脸“霸气”，公然藐视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所必须遵循的“以礼相待、以理服人”的行为规则。因此，后者行为显然不同于前者，具有“流氓”的特征。

只有同时具有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特征，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件。缺少一项，便不能把罪与非罪、 此罪与彼罪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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