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7月，我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了。那时候的男朋友是比我高一年级也在北京读大学（和我不是同一所学校）的师兄，他比我先一年回到钦州工作，当然我也就顺理成章回来了。那年头虽然公务员法还没有颁布，但国家对大学毕业生也没有象80年代那样“包分配”了，基本上实行的是毕业生和单位的“双向选择”。当时我选择了钦州市公安局，钦州市公安局也选择了我。我觉得能成为一名警花还是很不错的，起码弥补了我因长得不漂亮而不能成为“花”的遗憾啊。当年我老爸是市司法局局长，他也觉得能进公安局是很不错的，就这样我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警察。
最初我被安排进了市公安局法制科（当年的科长如今已经是某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了）。当时法制科的主要业务除了审批劳动教养（该制度已经于2013年被废除）外，其他业务跟现在应该也差不太多。我印象最深的是人生第一次出庭参加诉讼，那是90年代末期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临时聘用人员严重触犯刑法致强戒人员死亡的案件，市公安局因此被家属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我作为被告的代理人之一（另外一个代理人是法制科副科长）出庭应诉，这个案件历经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西区高级人民法院两审，市公安局均遭败诉。过了那么多年，这个案件现在在网上仍能搜索出来，甚至还被不少律师在代理国家赔偿或其他相关案件时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引用（连我自己都引用过）。事实证明，用“临时工”作为单位不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如果早点被别人看到我们这个案件，后面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把“临时工”作为借口了吧。
在法制科工作期间，发生过一个让我想抽自己大嘴巴子的小插曲。那是有一次我跟着科长和几位同事到灵山出差，闲暇时大家在宾馆里打扑克牌玩。正玩得高兴时主管副局长打电话过来，我接了电话。副局长问你们在干嘛呢?我想都没想就回答说：“打牌呢！”此话一出，我立马感觉到房间的空气凝固了，我居然听到了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太安静了，大家一动不动，全体盯住我看……我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有多蠢：领导打电话过来查岗，你丫的随便答一句大家正在工作不就得了，你竟然还跟领导如实汇报说大家正在玩？！
工作的糗事暂且不表吧。我老爸作为80年代首批考取律师资格的牛人（他在大学的专业是中文系），从我刚毕业时就开始强调我必须要参加律师资格统考。当然他并不是希望我做律师，而是认为只有考取律师资格才配得上我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证。但我第一次报考的时候没有通过，不不，准确来说是我报名了但是没有参加考试！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