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贺霞律师
答案是可以。
但必须先走一个确认子女名下房产为家庭共有财产的诉讼，确认为家庭共有财产后再执行。
最高法民事裁定书：
裁判要旨：经依法登记的不动产物权，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即登记的权利人在法律上被推定为不动产物权的实际权利人。但是如有证据证明登记的权利人不是该不动产物权的实际权利人，应根据实际出资情况确定房产的真实归属。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由父母出资购买不动产，但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以规避执行的情形。当利害关系人要求确认该不动产为家庭共有财产时，如未成年子女未举证其具备相应的经济能力或系通过继承、接受赠与等所得,应予支持。
最高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是：1.刘洋洋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2.原审判决认定涉案7套房产属于梁玲玲与刘素平、梁献省家庭共有财产是否有误。
1.关于刘洋洋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物权公示效力，即登记的权利人在法律上被推定为不动产物权的实际权利人。但是，如有证据证明登记的权利人不是该不动产物权的实际权利人，应根据实际出资情况确定房产的真实归属。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中，刘洋洋依据另案生效判决依法享有合法到期债权。刘素平、梁献省对上述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但未予清偿。因此，确认登记于刘素平、梁献省女儿梁玲玲名下的8套房产是否属于家庭财产，关乎刘洋洋合法债权的有效实现。所以，原审判决认定刘洋洋系诉争房产的利害关系人，其有权依照上述规定提起本案物权确认之诉，并无不当。
2.关于原审判决认定涉案7套房产属于梁玲玲与刘素平、梁献省的家庭共有财产是否有误的问题。 关于位于郑州市中原区，产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号、第××号两套商业用房。据已查明的事实，该两套商业用房的60万元意向金系刘素平刷卡支付。两份购房合同明确载明，该两套商业用房购房款系一次性支付，而梁玲玲未提交剩余410余万元购房款由其支付的凭证。且两份购房合同载明的购房时间为2010年11月，但梁玲玲此时刚从北京市景山中学毕业不久，无稳定的工作收入来源，也无证据证实梁玲玲已通过接受赠与、继承、投资等途径获得大额的财产，足以支付该购房款。梁玲玲称系刘素平用梁玲玲长期积攒的压岁钱、礼金等全额支付470余万元的购房款，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据此，原审判决认定该两套商业用房系梁玲玲父母刘素平、梁献省支付购房款，属家庭共有财产并无不当。 关于位于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以东3幢1层1号、ｌ层2号、2层1号、2层2号，产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号、第××号、第××号、第××号四套商业用房。据已查明的事实，该四套商业用房系刘素平向他人出借款项后，通过以房抵债的形式所获得，登记于梁玲玲名下。故原审判决认定该四套商业用房为梁玲玲与刘素平、梁献省家庭共有财产并无不当。 关于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产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号的一套房产。该购房合同明确载明，购房款为2124738元，系一次性现金支付，但梁玲玲未提交付款凭证。且此套房产购置时间为2006年11月12日，而梁玲玲此时年仅14岁，也无证据证实梁玲玲已通过接受赠与、继承、投资等途径获得大额的财产，足以支付该购房款。结合梁玲玲的母亲刘素平多次购置房产并登记于梁玲玲名下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该套房产的购房款为刘素平、梁献省支付，属于梁玲玲与刘素平、梁献省的家庭共有财产亦无不当。
（2021）最高法民申158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