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我接到一个委托。当事人涉嫌走私毒品，案卷材料里，涉案物品的照片我很熟悉——盐酸曲马多胶囊，那种白色药盒，上面印着“Koridol Cap”。这种药，在过往办过的不少涉及精神药品的案件里都出现过。但这次有点不同，药盒上清楚地标明，它是韩国生产的。就是这点不同，让这个案子后续的辩护，聚焦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问题上。
法条的“字面”与“精神”
问题核心很简单：计算毒品数量时，是算整颗药片的重量，还是只算其中曲马多成分的重量？一颗药片去皮后大概0.135克，但里面真正起作用的曲马多只有50毫克。一字之差，涉案总重量可能天差地别，量刑自然也完全不同。
我国刑法有明确规定，毒品数量一般不以纯度折算。但凡事都有例外。2016年的《毒品犯罪司法解释》里就写了一条：如果是国家定点企业按标准生产的麻醉精神药品，用于犯罪的，要按照药品中有效成分的含量来认定毒品数量。
这条规则背后的道理不难理解。它针对的是那些有固定规格的正规药品，药片里大部分是淀粉之类的药用辅料。如果按总重量算，会把大量无害的辅料也计入毒品数量，这显然过重了。所以，法律在这里体现了一种精确和公平。
境外药品的“身份”困境
话说回来，我手上这个案子，药是韩国产的。它显然不属于司法解释字面上说的“国家定点生产企业”。那还能适用按含量计算的规则吗？这个问题，我在裁判文书网上没搜到一模一样的先例，只能回到法律本身去思考。
我琢磨了很久，认为应该可以参照适用。理由有几个。
首先，司法解释那条规定，精神在于区分“有效成分”和“药品整体”。只要药品本身是标准规格生产，成分明确，那么无论产地是杭州还是首尔，它的物理形态和物质构成是一样的。韩国药厂也是按严格标准生产，药盒上标识清晰，每颗含量固定。这种“标准化”的特征，正是适用特殊计算规则的基础。
其次，后来出台的《办理毒品案件程序规定》在提到可以按含量计算时，只强调了“包装完好、标识清晰完整”，并没有把境外生产的药品排除在外。这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解释空间。
最后，这类药品属性复杂。曲马多是第二类精神药品，它有被滥用的毒品属性，但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合法镇痛药。对于这种本身有医疗用途的管制药品，在涉案认定时更需要审慎、精确，不能一概而论。
回到量刑公正的“起点”
说到底，这最终要回到刑法最基本的原则——罪责刑相适应。我们做个假设：如果国内某药厂生产的同规格曲马多，按50毫克的成分算，涉案数量只是“少量”；而韩国产的完全相同药片，却要按135毫克的整体重量算，变成“数量较大”。
这意味着，仅仅因为药盒上的生产商地址不同，两位行为性质、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都相当的当事人，可能面临截然不同的刑期。这显然有失公平。刑法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平等”也应体现在对涉案物品的科学、公平评价上。
所以，综合来看，我认为对于本案这种境外生产的、标准规格的盐酸曲马多制剂，在计算涉案毒品数量时，应当参照相关司法解释的精神，以其标识的曲马多成分含量为依据，而非药片的整体重量。这样处理，既符合法律原理，也更能体现司法的精细与公正。案件的后续进展，我会持续关注，也希望这样的探讨，能为办理同类案件的同仁和身处困境的当事人，提供多一个思考的角度。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