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欠款纠纷的案子胜诉后进入了执行程序，执行法官通知我们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
据我们了解，被执行人在闹市区拥有一个门面，自己经营，每天都有收入，连案子开庭的时候他的手机都嚣张地叮叮当当，提示着进账，当时遭到法官的呵斥，要求他静音。另外，当法官组织调解的时候，他自己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刚花几十万买了辆车，哪还有钱还款！”
意思是我有钱，就是不想还。
十几万元的债务，他还是有执行能力的。
可法院通过内部系统查询其银行存款，总共只有两千多元。于是要我们提供财产线索。
不是说才刚买了几十万元的车吗？我马上奔到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去查询他的车辆登记信息，却显示“无”。调解时他脱口而出买新车的事，应该不是假话，那可能是用子女或其他亲属的名字登记的。又奔到不动产中心去查询他的不动产，仍然是无。说好的商铺呢？难道是租的？那叮当响的收款账户呢？也是别人的？
律师这行当不简单，不仅为打官司绞尽脑汁，执行过程中还要充当侦探的角色，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东寻西探，不放过对方财产上的任何蛛丝马迹，只可惜总如隔靴搔痒，又如隔山打牛，效果甚微。
于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他近两年的银行交易流水。如果真有大笔支出用于给亲属买车，或者说不清楚支出用途，则属于恶意无偿处分财产等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应认定为“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
我国《刑法》第313条对拒执罪做了相关规定。从时间上看，拒执罪的构成一般认为应该从判决生效后开始计算，正因为此，许多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大胆地转移财产而未得到追究。然而2024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对此种情形进行了明确： 行为人为逃避执行义务，在诉讼开始后、裁判生效前实施隐藏、转移财产等行为，在判决、裁定生效后经查证属实，要求其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可以认定其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诉讼期间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也可以构成拒执罪。
事实上，即便是在诉讼前、债务发生后实施的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同样可能构成拒执罪，以下便是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里的一个案例。
2015年1月，被告人杨某雇请郑某帮忙拆养殖用房，郑某在工作时摔伤，被送往医院救治。杨某得知郑某伤势重，需巨额医疗费用，又得知郑某家属在打听自己位于市区的住房情况，便偷偷去找朋友姜某帮忙。
姜某是杨某的朋友，曾出借三十万元给杨某周转，杨某一直未偿还。在杨某的请求下，双方虚构三百万元的债务，由杨某给姜某出具三百万元的借条。为预防风险，反过来则由姜某给杨某出具三百万元的收条，以抵销债务。杨某用市区的住房做抵押，为三百万元的债务办理了不动产抵押登记。
郑某在医院治疗花费二十多万元医疗费后于2015年4月死亡，杨某仅承担了医疗费，其他费用未支付。之后，郑某亲属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杨某还应支付郑某亲属三十七万余元。
杨某未履行生效判决，郑某亲属向人民法院申请对杨某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查询到杨某名下只有几千元存款，虽有一套房产，却因300万元债务抵押给了姜某，从而导致生效判决一直无法执行到位。
2016年4月，人民法院以杨某等伪造证据涉嫌刑事犯罪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在公安机关多次讯问时，杨某、姜某仍坚称300万元债务真实存在。直到2016年10月，事实真相才得以揭开。2017年1月，杨某履行了生效判决确定的全部义务，取得了郑某家属的谅解。后经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杨某、姜某都构成拒执罪，均处以相应的刑罚。
可见一旦上升到刑事案件的高度，债务很快便得以化解。有钱人不会因钱舍自由，何况这本身就是别人的钱。
该案例的裁判要旨是，只要转移、隐匿财产等行为状态持续到民事判决生效之后，且情节严重的，即可构成拒执罪。
对生效裁判的执行一直是人民法院最大的难题。许多执行案件立案后因查不到财产，过一段时间就被法院终结本次执行，案卷便被束之高阁，躺在柜子里睡大觉。日积月累，大量十年八年的陈年积案就此产生。
法院执行压力这么大，但一直以来拿出一点得力的执行措施却又很难。
用严厉的手段打击恶意逃债的行为，才能保障法院执行的效率，才能让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尽早实现，就目前来说，从拒执罪入手不愧为较好的手段，新司法解释刚好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前段时间，有同事在武汉某法院为一诉讼中的案件申请财产保全，法官说：“不必了，他要敢在诉讼中转移财产就追究他拒执罪的刑事责任。”
虽然是法官不想增加工作量而做的推辞，但这推辞的理由却很振奋人心，同时说明该法院确实在这样操作。法律依据的明确，如果再加上查询手段的方便，如此这般将拒执罪落到实处，老赖将大大减少，执行将轻松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