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借条常被视为“铁证”，但司法实践中，仅凭借条起诉未必能胜诉。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法院 2024 年审理的一起案件中，许某手持 8 万元借条起诉却因无法证明资金交付被驳回；而北京丰台法院同年判决的曹路案中，包含 30 万元现金的 85 万元借款凭借条及合理说明获得支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揭示了借条背后复杂的法律逻辑。
一、法律要件：不止于“白纸黑字”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满足“合意 + 交付” 双重要件。借条作为债权凭证，仅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而款项是否实际交付才是核心争议点。
在姚安县法院 2023 年审理的一起案件中，金某手持 24.4 万元借条起诉，但未能提供转账记录或取款凭证。法院查明，该借条出具 15 年后才起诉，且金某对资金来源、催讨过程的陈述前后矛盾。最终因无法证明款项交付，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这印证了 “借条≠借款事实” 的裁判原则 —— 即使借条真实，出借人仍需举证证明资金已实际转移。
司法实践中，法院会围绕借贷金额、当事人经济能力、交易习惯等要素综合审查。对于大额借款，现金交付主张需更严格的合理性说明。如莆田许某案中，8 万元无息借款发生在非亲友之间，且 8 年未催讨，这些违背常理的细节成为败诉关键。
二、证据博弈：现金交付的认定难点
现金交付是民间借贷的常见形式，也是司法审查的重点。北京丰台法院 2024 年判决的曹路案颇具代表性：借条明确记载 30 万元为现金交付，借款人虽否认但未能解释为何出具包含现金条款的借条。法院结合出借人职业（工程承包）、资金来源（工程款）及交易习惯，最终认定现金交付成立。
反观西固法院 2024 年处理的张某案，原告主张 20 万元现金交付却无法说明资金来源，且其关于交付细节的陈述反复矛盾。法院认为，普通工薪阶层在家中存放 20 万元现金不合常理，最终驳回诉请。这两个案例凸显了现金交付的举证要点：出借人需提供取款记录、收入证明等间接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
根据司法裁判规则，法院审查现金交付时会重点关注四方面：一是出借人经济能力与资金来源是否匹配；二是交付时间、地点是否具体明确；三是当事人之间关系是否符合大额现金借贷常理；四是是否存在合理的催讨记录。缺少这些佐证，借条的证明力将大打折扣。
三、风险防范：构建完整证据链
结合最新裁判实践，出借人应建立“借条 + 辅助证据” 的风险防控意识。对于小额借款（通常 5 万元以下），现金交付时应保留取款凭证，并在借条中注明 “现金已收到”；大额借款建议通过银行转账，备注栏明确 “借款” 用途，同时保留转账回执。
借条出具需注意规范要素：除金额、利率、还款时间外，应注明交付方式（现金 / 转账），借款人需手写 “已收到上述款项” 并按指印。对于分期借款或续借情形，需重新出具借条并收回旧条，避免出现 “多份借条但实际未足额交付” 的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催讨记录同样重要。姚安金某案因 15 年未催讨被认定不合常理，而曹路案中持续的微信催讨记录成为法官判断借贷真实性的参考。出借人可通过短信、微信、邮件等方式留存催讨证据，避免因诉讼时效或事实认定问题败诉。
司法实践已明确：合法借条 + 交付凭证 + 合理说明 = 胜诉可能。借条虽是关键证据，但绝非唯一凭证。出借人需摒弃 “有借条就万事大吉” 的误区，在借贷发生时注重证据留存，发生纠纷后及时固定催讨记录。唯有形成完整证据链，才能在诉讼中占据主动，真正实现借条的 “债权保障” 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