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办理的大量的掩隐罪案件当中，很多的当事人因为受文化程度、见识以及自己的生活环境所限，决定了他们对事物的认知，始终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构成犯罪。
之前办理过的一起案件，当事人的表哥跟他说认识一个王老板，在国外做生意，在国内呢也有一些业务，为了方便国内业务的资金流动，希望可以使用我们这个当事人名下的银行卡走账，报酬按比例提成。
在目前反诈宣传力度这么大的情况下呢，很多人可能不会去相信，那这个当事人为什么会轻易就信了呢？主要呢就是有熟人的背书，也就是从小一块儿玩大的表哥介绍的，没有理由不信任啊。
但要说一点也没有怀疑过吧也不符合现实，他们之间的聊天记录显示他也曾经问过这个王老板，说你这钱不会是什么违法的钱吧。对方就敷衍他说，“兄弟你想太多了，你表哥了解我，就算你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他吗？”
后来在看守所会见的时候就问他，他通过你的账户过了那么多账，按说生意也不算小，用你一个没什么交情的人卡，还得给你报酬，他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卡或者自己家人的卡，你是真的一点警觉都没有吗？
他说压根儿就没想那么多，首先呢就是表哥介绍的，自己对表哥是无比的信任，从小跟他屁股后面长大的，谁坑我他都不能坑我；还有就是想着因为涉外业务嘛，估计是为了规避税务方面风险吧，就算有事也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其实在实务中，判断一个人有没有主观故意的时候，办案人员呢通常也会陷入一个误区，我们称之为上帝视角。他会觉得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的账户里面进出这么多来路不明的钱，你就应该知道这是犯罪所得。
那这种判断方式其实是非常简单粗暴的，没有考虑到当事人在当时特定环境下的真实心理状况。但是作为律师，就是要在法庭上全面细致地去还原整个犯罪的场景，包括动机、目的、主观恶性等方方面面。
因为只有真正的进入到被告人当时视角，体会他当时那种对他人信任的心理及有限的认知，才能准确判断他当时有没有犯罪的故意。他的主观恶性到底有多大，他究竟是罪大恶极，还是因为无知被人利用了，这样才符合刑法所要求的主客观相一致原则。
或许最终很难打掉对于“主观明知”的认定争取到无罪，如果能够争取到认定主观恶性比较低，那么在量刑方面的辩护空间就会大很多。比如可以争取从第一档降到第二档，或者缓刑、不起诉等这些实实在在，可以努力争取实现的结果。
而如果只是冷冰冰的去看卷宗，你可能只会觉得这个人不可饶恕。但当我们融入到他的经历中去，真正的去换位思考，才能体会到在他的认知里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去做这个事的。
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嫌疑人的笔录，它对于证明被告人的主观动机是非常重要的，能够直接体现被告人的一个心理状态，而这也是律师辩护发挥作用的关键空间。
所以，我们在会见当事人的时候总会反复强调，一定要尽可能完整详细地告诉律师当时发生的所有细节。因为这样一些看上去好像细枝末节的心理活动，有可能就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