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本文将着眼于新旧司法解释的核心变化，以律师视角分享在新的司法解释背景下，办理此类案件一些新的启示以及辩护策略有哪些调整空间。
??一、新司法解释的核心变化
此次新司法解释针对近年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以下简称“掩隐罪”）案件数量大【2020年至2024年检察机关起诉此类案件23.02万件】、犯罪手段不断翻新、上下游犯罪量刑不均衡等新情况、新问题，对2021年的旧司法解释进行了重要修订，主要变化包括：
· 严密刑事法网：明确将"任何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手段"都纳入规制范围，如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通过转账或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跨境转移资产等。
· 严格认定“明知”：强调严格依法认定明知、慎用推定，防止不当扩大刑事打击面。
· 优化入罪标准：采用综合性认定标准，破除“唯数额论”，要求从上下游关系、主观恶性、行为手段、涉案金额、犯罪后果等方面综合判断行为社会危害性。
· 区分上游犯罪设置差异化“情节严重”标准：为避免量刑倒挂，采用了“数额+情节”的双重限定模式，并根据上游犯罪类型设置了不同的数额标准。
· 增加从宽处罚情形：新增“配合司法机关追查上游犯罪起较大作用的”可作为从轻处罚情节，鼓励行为人积极配合追赃挽损。
二、对律师辩护的主要启示
?? 1.紧扣“主观明知”要件，审慎审查推定
《解释》强调严格依法认定“明知”、慎用推定。这意味着辩护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特别关注检察机关对行为人“明知”的证明是否充分、是否合理。
（1）审查明知认定的合法性：关注办案机关是否严格按照证据裁判原则认定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是否存在推定滥用的情况。对于缺乏直接证据证明“明知”的案件，特别是那些当事人自称被欺骗（如以“刷流水”恢复征信为名）提供银行账户的案件，可以积极主张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其明知。
（2）重点考察行为人的认知状态：综合考量行为人接触的信息、经手犯罪所得的情况、犯罪所得的种类数额、转移转换方式、交易行为及资金账户的异常情况，以及行为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的关系等因素，来论证行为人是否“明知”。
?? 2.善用“综合性入罪标准”，打破唯数额论
《解释》继续采用综合性认定标准，要求从上下游关系、主观恶性、行为手段、涉案金额、犯罪后果等方面综合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为律师进行罪轻甚至无罪辩护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1）对于数额虽小但起诉的案件：若当事人涉案金额未达到传统入罪标准但被起诉，应重点分析其行为是否与上游犯罪“关联紧密、情节恶劣、实际危害较大”。
（2）对于数额较大但情节轻微的案件：即使涉案金额较大，如果当事人与上游犯罪关联松散、所起作用较小、情节轻微、实际危害较小，可以积极争取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例如，对于犯罪链条底端的“卡农”，仅提供银行卡但对资金规模和去向无法控制，在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的，可以主张不应一律入罪。
?? 3.精准把握“情节严重”的新标准
《解释》对“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认定标准作了重大优化，采用“数额+情节”的双重限定模式，并根据上游犯罪类型区分了不同的数额标准。
下表清晰地展示了两种“情节严重”认定标准的主要区别：
| 特征 | 上游犯罪为盗窃、诈骗、抢夺等普通侵财犯罪 | 上游犯罪为非法采矿罪、职务侵占罪等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较高的犯罪 |
| 升档量刑数额标准 | 五十万元 | 五百万元 |
| 损失数额标准 | 二十五万元 | 二百五十万元 |
| 核心考量 | 上游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相对较低 | 上游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相对较高 |
| 辩护要点 | 关注数额是否确实达到标准，同时是否存在司法解释要求的特定情节 | 重点审查上游犯罪的性质是否属于“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相对较高的犯罪”，避免量刑畸重 |
根据以上区别，辩护时需注意：
（1）准确认定上游犯罪类型：辩护律师需仔细甄别上游犯罪的性质，判断其属于“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相对较高的犯罪”还是其他犯罪，这对于能否适用正确的升档量刑标准至关重要。
（2）坚持“数额+情节”双重标准：新的升档量刑标准并非单纯看数额，还必须同时具备“多次实施掩饰、隐瞒行为”或“造成赃款赃物无法追回”等特定情节。若仅有数额而无情节，不符合升档条件。
（3）关注量刑均衡：《解释》特别强调认定“情节严重”时，应当注意与上游犯罪保持量刑均衡，防止下游犯罪量刑反而重于上游犯罪的不合理现象。律师可据此提出罪责刑相适应的辩护意见。
?? 4.积极利用新增的从宽处罚情形
《解释》在从轻处罚条款中增加了一项“配合司法机关追查上游犯罪起较大作用的”，专门针对行为人积极配合追查上游犯罪，但尚不构成立功的情形。
（1）鼓励当事人积极配合：引导当事人主动提供线索、配合调查上游犯罪，即使这些配合行为未能达到法定“立功”标准，仍可能作为酌定从轻情节获得法院认可。
（2）辩护律师主动挖掘：律师在会见和阅卷时，要有意识地发掘当事人可能存在的“配合追查上游犯罪”的行为和线索，并及时向司法机关提出和固定相关证据。
（3）积极退赃退赔：虽然此次解释未明确提及，但积极退赃退赔、努力挽回损失始终是重要的从宽量刑情节。应积极促成当事人退赃退赔，争取更好的处理结果。
?? 5.重点区分此罪与彼罪（特别是帮信罪）
实践中，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是定掩隐罪还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常有争议。需准确把握二者关键区别：主观明知的内容和时间节点是区分两罪的关键。帮信罪要求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帮助，这种明知通常发生在上游犯罪实施过程中或之前，且并不要求对具体的赃款赃物有明确认识；而掩隐罪则要求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掩饰、隐瞒，这种明知往往发生在上游犯罪既遂之后，且针对的是具体的犯罪所得。
如果当事人的主观明知内容更符合帮信罪的特征，或者其行为主要发生在上游犯罪实施过程中，则应积极主张以帮信罪定罪处罚，因为帮信罪的法定刑通常较掩隐罪更轻。
三、总结与建议
总体而言，“两高”新的司法解释体现了精准打击、不枉不纵的立场，既严密了刑事法网，也强调了防止不当扩大刑事打击面，为律师辩护提供了新的依据和空间。
在未来的辩护工作中，律师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1. 深入研读《解释》和配套典型案例：准确把握“两高”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件上的最新司法理念和裁判规则。
2. 将辩护工作前移：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就积极介入，围绕“明知”、涉案金额、地位作用、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等关键问题提出法律意见，争取最有利的处理结果（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
3. 注重综合性和精细化辩护：摒弃“唯数额论”的旧思路，从多个角度全面论证当事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特别是在“情节严重”的认定上，要充分利用新的差异化标准。
4. 善用从宽处罚新规则：主动引导和帮助当事人创造从宽处罚的条件，如积极配合调查上游犯罪、退赃退赔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