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间借贷的小案子

   2019年10月的某日，林某通过网络查询律师，打电话向我咨询他的关于民间借贷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聘请律师的费用等。2019年11月的某日，林某又打电话说：“杨律师你在哪呢？我过去见你一下”。我们互加了微信，我将地址发给了他，大约20分钟后，他驱车赶来。

他坐进我的车里，开始讲述他的借钱经过：

“2019年9月的某日，王某（女）说自己进货急需一笔钱，向我借款5万元，因为都是一个市场的业户，过去也有一点业务上的往来，急人所急嘛，就毫不犹豫的答应借钱给她。我们一同去了银行，我取了现金5万，将钱交给她。她答应几天后就还，但迟迟没给。于是我找到她，让她给我出具了一张借条，约定了还款日期、逾期不还按每日200元违约金计算。我还拍了一张她手持借条、身份证的照片”。

他说，这个女的是个离婚的，在某地租房居住，如果不及时诉讼，恐怕人走楼空，钱就更难要了。我说案子可以代理，最后什么结果，实践了才能知道，意思就是不能承诺案件的结果。因为传票是否能顺利送达、没有银行转账记录法官是否采信我们的说辞，一切只能看努力的结果了，是否代理你自己决定吧。话音刚落，听到了我手机的提示音，看到5000元的代理费已经打给了我。国人喜欢熟人介绍律师，一个陌生人聊了几句话就如此相信你，确实不多见。

大约12月初，我到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窗口立案，原、被告均不是本市户籍，该法院所在地是原告的经常居住地，民间借贷案件依法原告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是有管辖权的。立案庭的女法官看了我的材料后，将材料给我推了出来，告诉我要去原告居住的社区开一张居住证明。我告诉他，原告在该小区居住多年了，有房屋买卖合同、还有物业公司开的居住证明。法官说这些都没用，必须是社区开的证明。

一段时间后，我带着当事人开具的社区居住证明又到了立案窗口，这次的立案法官是一名男士，看了材料后告诉我，社区证明应该有开具者签名及电话，这次又要无功而返了。我与那法官聊了两句，他的意思，让我去被告住所地法院立案，我说民间借贷法律规定原告住所地是可以立案的，被告的户籍在外地，经常居住地在本市的另一个区，被告的社区居住证明我们就更难开了-------，他只是笑而不答。现在的法院，案件比较多，为了审判法官有一个较高的结案率，都是能不立案就不立案，早年有的法院甚至十月份就宣布停止立案了。案件多，法官少。如何采取合理合法的方法来提高结案率确实值得有关部门、专家深入调查及研究的，不立案是个违法的办法。

某日，美女同事有求于我。我说你帮我立一个案子，你的事我给你处理。于是这个案子就顺利的立上了。当事人年前忙于挣钱，我帮他代缴了诉讼费。

一段时间后，书记员打电话告诉我，被告拒收邮寄的传票。问我如何处理？我的心立刻紧张了起来，说：我们先想办法找一下吧（疫情之前通常寻找被告的下落协助法院送达传票）。传票送达不到，法官有时还会直接给律师打电话说：“被告找不到，把案子撤了吧，不然的话我们就驳回起诉了”。尤其是年底法官为了结案率，这种现象是比较常见的。

当事人有借款事实的录音证据，我听了后，告诉当事人去刻录一张光盘交给我-----

不久后，书记员又给我打电话，说：“杨律师，传票送达不了，现在是疫情期间法院也不能出去办公，不行就公告送达吧”我一听心情立刻大好，案子能够正常进行，马上同意并将公告费通过微信发给了她。

开庭的前些日子，我让当事人把录音光盘给我送来，可是当事人说，没有光盘。而且他换手机了，录音找不到了。我也是无语了，律师竟然比当事人还着急。

开庭的当天凌晨，我给当事人打了电话，告诉他准时参加庭审。他正酣睡中，说：“昨天喝多了，你不打电话，还真忘了”。

在法院的外面，他与我说，两天前又与被告通了电话了，并录了音。我听了一下，感觉录音效果挺好，基本反映了案件的事实。

开庭前，法官说：“你们都有什么证据，拿上来我看一看”法官看了一下证据说：“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被告收到了你的钱”“我们有录音”我说。法官又说：“怎么证明录音的对方是被告呢，这里又不能对录音进行鉴定，录音有什么用？”正当当事人有些疑惑时，法槌声响，庭审开始。

因为被告不出庭，我方宣读诉状，然后举证-----。在对录音证据进行说明时我阐述到：“在该份录音证据中，原告称呼了被告的名字，与被告名字相符；被告在录音证据中述说了自己户籍为吉林市某地人，属于疫情高风险地区，在外地做生意还被隔离了，与被告的身份证信息相符；录音中所述案件的事实与本案相符（包括借款金额及未还款的事实等），所以录音对象为本案被告是确定无疑的------”。

最后，法官对该案的相关请况又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

庭审结束，法官让当事人将取款的银行交易记录、录音光盘及光盘的文字内容限三天之内交到法庭。

几天后，我收到了胜诉判决。当事人很是高兴，我告诉他等着申请执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