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云律师
【前言】
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金融场景后，依托AI算法、大模型生成的个股分析、行情预判、交易策略等内容，已经成为证券网络生态中的常见形态。长期以来，大量无资质自媒体、MCN机构及金融科技主体，以“AI智能选股”“算法精准研判”“大数据高胜率策略”作为营销噱头，在短视频、直播、社交平台等渠道传播AI生成的证券研判内容，对外提供各类证券研判内容。不少经营主体刻意借助技术属性模糊业务边界，以此规避证券投资咨询的资质监管，由此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AI荐股灰色业态，也是资本市场网络乱象的重要来源。
2026年4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2026年9月30日起施行。《办法》系规范全品类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通用性部门规章，本文选取市场争议较为突出的AI算法荐股业态作为分析样本，阐释新规确立的监管逻辑，相关规则同样适用于贷款、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等其他金融网络营销场景。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制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部门规章，《办法》将金融算法推荐、AI智能营销正式纳入法治化监管框架，从制度层面破除了行业内 “AI属于中立工具，可以豁免合规与资质义务”的惯性认知，AI荐股野蛮生长的发展阶段就此终结。
本文结合新规条文、监管导向与市场实务，围绕行业乱象形成原因、新规带来的制度突破、不同AI荐股业务的合规定性、行业格局变化四个层面展开评述，厘清新规实施后AI证券营销的合规边界，为市场主体经营提供实务参考，后续笔者还将就相关法律问题继续展开深度解读。
一、监管规则适配不足，催生AI荐股灰色空间
我国证券投资咨询监管规则，最初主要针对人工荐股、传统线下投顾业务构建。面对AI算法、大模型自动输出证券研判内容的新型业务模式，原有规则出现适配滞后。规则衔接上的空白，催生三类典型灰色经营业态，长期难以得到有效规制。
第一类，无资质主体借助AI荐股开展流量变现。大量金融自媒体、MCN机构、不具备证券投顾资质的科技公司，对公开行情数据做简单加工，搭建简易AI选股模型，在短视频、直播、社交平台输出AI生成的个股推荐、买卖点位、持仓配置、涨跌预判等倾向性内容。这类主体经常抗辩自身“仅提供数据工具，不构成投资建议”，试图回避证券投资咨询资质要求，通过流量、付费课程、会员策略服务获取收益。
第二类，持牌机构利用算法诱导投资者过度交易。部分持牌金融机构依托自有算法模型，通过高频推送、情绪引导、收益美化等营销手段制造市场焦虑，诱导普通投资者频繁交易、盲目跟风。这类算法在设计上带有明显的营销诱导属性，容易引发投资者非理性交易，但此前缺少直接监管依据，长期处于合规模糊地带。
第三类，借AI量化收益实施虚假宣传误导市场。部分市场主体刻意包装AI选股、AI量化策略的盈利效果，片面截取历史回测数据、阶段性盈利截图，甚至虚构高胜率指标放大收益预期，却刻意隐瞒算法固有局限、市场波动风险、样本偏差、策略失效概率等关键信息，造成投资者对AI智能投顾产生不合理信赖。
上述业态能够持续存在，根源在于行业普遍的认知偏差，也即，将AI简单等同于绝对中立的技术工具，认为算法自动生成荐股内容、不存在人工干预，经营主体即可免除合规责任，试图以技术中立规避资质义务与过错责任。本次《办法》出台，正是为纠正该认知偏差，补齐监管制度短板。
二、填补技术免责漏洞，重构算法营销的合规体系
《办法》的制度价值，并不局限于新增监管条文，更在于重新确立金融算法营销的归责逻辑与合规底线，压缩市场主体借AI技术外衣规避监管的操作空间，核心制度突破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强化经营主体终局责任，限制技术中立作为免责理由
新规确立金融营销的主体责任原则（参见《办法》第七条）。AI只是内容生成、信息推送的技术载体，利用AI开展金融营销、证券咨询活动的运营主体、实际控制人，应当对算法输出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承担法律责任。
实务中，如果主体仅以“内容由AI自动生成、无人工干预”进行抗辩，原则上难以获得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的支持，个案仍需要结合算法人工干预程度、内部审核机制的完备性综合判断。
就新规确立的主体责任原则而言，该原则在算法黑箱、多方分工的业务场景下如何分配举证责任、认定各方过错，尚需结合后续监管细则与司法实践进一步观察，笔者将在后续文章中专门探讨。
（二）统一业务监管尺度，明确资质准入的硬性要求
新规对业务定性作出清晰划分：借助算法、AI模型向投资者提供个股推荐、交易点位、持仓建议、涨跌预判、专属投资策略等倾向性、指导性内容，属于证券投资咨询业务。AI参与生成的投顾内容，与传统人工荐股适用同一套资质条件与监管标准。
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牌照，擅自开展上述AI荐股相关服务，即构成非法证券活动，纠正“AI荐股无需资质”的行业错误认知。
（三）禁止算法诱导机制，规范金融营销行为逻辑
针对算法营销乱象，《办法》设置专门算法监管条款（参见《办法》第十三条），禁止市场主体利用算法设置诱导性营销机制，不得通过高频推送、差异化精准营销、情绪引导类内容推送，诱导投资者过度交易、盲目投资、非理性参与金融活动。该条款为处置AI荐股频繁推送交易信号、渲染市场焦虑、鼓动跟风交易等行为，提供明确的监管依据。
三、划分合规边界，对各类AI荐股违规业态予以定性
结合《办法》条文及监管配套解读口径，自2026年9 月30日新规施行起，市场中AI荐股相关业务的合规边界已经明确，过往游走灰色地带的经营模式被予以禁止。实践当中，一项AI证券相关业务是否构成证券投资咨询，核心就在于区分是纯粹的数据工具，还是带有投资指引属性的研判输出。在对各类业态开展定性之前，首先需要厘清一组实务中极易混淆的业务边界，即中性工具服务与倾向性投资研判的业务边界。二者是判断是否落入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范围的核心分界，可参考如下场景对照：
【中性工具（无需投顾资质）】：仅客观展示大盘行情、行业统计数据、历史K线、财务指标汇总；仅做数据筛选、条件选股输出股票池名单，但不附加涨跌判断、买卖提示、仓位建议；不向用户输出任何倾向性投资观点。
【倾向性研判（需要证券投资咨询资质）】：在数据输出基础上，增加“建议买入/卖出”“目标价位”“适合配置仓位”“后市看涨/看跌”等主观判断；对筛选出来的股票池做优劣点评、操作提示；结合AI模型结论给出具体投资操作指引。
简言之，只输出客观数据、统计结果，不作投资引导，属于工具服务；一旦附加主观研判、交易指引，即属于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范畴。
在此基础上，市场主要存在三类典型违规情形：
第一，无资质机构、个人开展AI荐股，属于非法证券活动。未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利用AI大模型、智能选股软件、量化算法，在网络平台发布个股推荐、交易时点判断、持仓配置建议、市场涨跌预判等指导性内容，无论是否收费、是否用于引流，均属于擅自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可以认定为非法荐股。
第二，持牌机构AI营销操作不当，构成合规风控缺陷。券商、持牌投顾机构运营AI智能投顾、算法营销业务，不得美化历史收益、虚构模型胜率、隐瞒算法缺陷与固有风险，不得利用算法实施差异化诱导营销，也不得通过AI批量生成同质化荐股内容误导投资者。新规要求持牌机构落实全流程管控，建立AI内容事前审核、事中动态监控、事后溯源留痕机制，压实机构风控义务。
第三，网络平台放任非法AI荐股传播，需要区分情形承担相应责任。短视频、社交、资讯类网络服务平台，不得为非法AI荐股提供流量扶持、算法流量倾斜、账号孵化、内容推广等帮助。平台对站内AI生成的违规荐股信息，负有审核、及时下架、处置违规账号的风控义务。平台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既可能面临行政监管处罚；若因其过错造成投资者损失，还可能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投资者因非法AI荐股或平台未尽审核义务而遭受损失时，其民事救济路径、举证责任分配及损失认定标准，涉及证券法、侵权责任规则与网络平台责任规则的衔接，笔者将另文分析。
四、行业格局迎来调整，AI金融服务走向合规转型
新规实施，目的不是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合法应用，而是通过监管实现去伪存真、净化市场，清除假借AI实施违规营销、非法荐股的行业泡沫，推动AI证券服务从流量优先的粗放模式，转向风控优先、专业赋能的合规路径。
对于无资质自媒体、科技企业等市场主体，依托AI荐股引流变现的灰色商业模式已被切断。新规施行后，该类主体仅可以提供客观中立、不带有投资导向的行情展示、数据统计、资讯整理等工具类服务，不得输出个股研判、交易指导、策略推荐类内容。
对于持牌金融机构、正规金融科技企业，AI智能投顾和算法营销进入强监管阶段。算法透明度、内容真实性、风险披露完整性、营销合规性，成为风控的核心考核指标。机构需要优化算法模型、内容审核流程与营销推送规则，从源头防范算法诱导、虚假宣传、违规荐股等风险。
对于金融科技公司而言，新规下的合规体系建设涉及算法备案、内容审核、营销话术、数据留痕等多个维度，具体操作指引笔者将在后续合规指南文章中系统梳理。
从资本市场整体看，新规有利于治理AI荐股衍生的各类乱象，减少虚假、误导性投资信息传播，防范利用算法信息差损害普通投资者利益，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保护体系，净化证券网络营销环境。
五、结语
本文梳理了AI荐股灰色业态的形成原因，结合《办法》梳理新规带来的制度突破，厘清中性工具与投资咨询的业务边界，对市场主流违规业态完成基础定性。新规落地标志着监管规则已经补齐，但主体责任如何在算法场景下具体落地、投资者损失如何有效救济、金融科技主体如何搭建可落地的合规体系，仍是亟待解决的实务命题，笔者将在后续系列文章中逐一展开。
监管规则完善之后，人工智能在证券领域的应用也应当告别流量导向的粗放模式。各类市场主体有必要主动厘清业务合规边界，完成业务模式与风控机制的迭代，适应金融算法监管的全新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