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云律师
【核心要览】
委派代表“上任容易卸任难”是合伙企业领域长期存在的实务痛点。实质关联断裂后，如何通过诉讼实现登记涤除，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本文围绕涤除之诉的全流程，系统梳理了起诉对象（应以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合伙企业为共同被告，有限合伙人不构成适格被告）、管辖法院（应为合伙企业住所地人民法院）、实体审查标准（委托基础是否丧失、实质关联是否断裂、内部救济是否穷尽）以及判决执行路径，结合司法案例，提供可操作的办案指引。
一、问题的提出
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时，依法需委派自然人作为代表执行合伙事务，该委派代表的信息属于法定登记事项。
实践中存在大量“挂名”委派代表，既未实际参与经营管理，亦未与合伙企业保持实质利益关联。当委派代表试图卸任时，常因执行事务合伙人不配合、合伙人无法达成决议等原因，导致工商变更登记无法办理。委派代表不仅面临持续的履职风险，还可能因合伙企业债务被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究其根本，委派代表作为登记代表，在法律上仍被视为合伙企业的对外代表，但在实质上已与合伙企业不存在任何利益关联，身份登记与实质脱离之间的法律错位，正是涤除诉讼正当性的核心法理基础。
在此背景下，委派代表能否通过诉讼涤除登记、如何确定被告与管辖法院、法院实体审查标准为何、判决如何执行，实务中争议频现，有必要系统梳理。
二、委派代表的法律性质
现行法律对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的规定较为笼统。《合伙企业法》第26条第3款仅规定，执行事务合伙人若为“法人、其他组织”的，则“由其委派的代表执行”合伙事务，未明确委派代表的法律性质。
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认为，委派代表与执行事务合伙人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委派代表系基于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信任与授权而履职，其产生、变更与辞任均依赖于委派主体的意思表示，完全符合《民法典》第919条关于委托合同的定义。委派代表基于其与执行事务合伙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或持股、合作等关联利益关系，接受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担任委派代表。如果该委托基础丧失，委派代表与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之间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利益关联，应认为该自然人已丧失继续担任委派代表的法律基础。
基于委托合同关系，委派代表有权依据《民法典》第933条随时解除委托。涤除之诉的本质，是请求司法确认委任关系已经解除，并责令相关主体完成相应的登记变更义务。
然而，委派代表的“辞任”在理论上可能面临一个前提性问题：如果委派代表与执行事务合伙人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而仅为单方委派，此时能否当然主张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并据此行使任意解除权？对此，司法实践的主流立场倾向于将委派行为本身解释为委托合同的成立方式，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决定构成要约，委派代表的接受（包括事实上履职的行为）构成承诺，委托合同关系由此成立。但这个问题也提示我们，在证据准备阶段，应尽可能收集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合意的材料（如委派决定、任职协议、薪酬发放记录等），以夯实委托合同关系成立的事实基础。
三、起诉对象的确定
起诉对象的选择是委派代表涤除诉讼中最具争议的程序问题。
（一）执行事务合伙人（GP）为必要被告
委派代表的委派权归属于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委派代表，需要执行事务合伙人作出新的委派决定并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因此，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当是涤除诉讼的核心被告。
在（2025）粤0491民初x号案（以下简称“陈某案”）中，原告陈某原系某甲公司员工，被登记为员工持股平台某甲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其于2018年离职后，多次要求某甲公司办理涤除登记未果。法院认为，原告与某甲合伙企业已无实质关联性，且已穷尽内部救济途径，判决被告某甲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涤除原告的登记事项。该案中，原告将执行事务合伙人某甲公司与合伙企业某甲合伙企业共同列为被告，法院予以支持。【案原告登记为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系因员工持股平台中代持安排所致，与典型的“委派代表”在登记名义上略有差异，前者涉及合伙人身份变更，后者仅涉及委派代表任职关系解除，但涤除法理相通，审查标准具有参照价值。】
（二）合伙企业应为共同被告
合伙企业是工商登记的主体，涤除委派代表登记最终需由合伙企业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因此，合伙企业应当作为共同被告。将合伙企业列为被告，既便于判决的执行，也符合登记变更的程序要求。
（三）有限合伙人（LP）不应当列为被告
有限合伙人依法不执行合伙事务，并非委派代表的委派主体，亦非变更登记的决策主体。将有限合伙人列为涤除诉讼的被告，缺乏法律依据。
在（2022）沪0118民初x号案中，原告付某系挂名委派代表，将执行事务合伙人惠之稠公司、合伙企业关山有限合伙及两名有限合伙人一并列为被告。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未持有合伙份额、未参与经营管理且与合伙企业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仅为名义上的委派代表，在其明确要求辞任的情况下，确不适宜再继续担任委派代表。法院最终判决关山有限合伙与惠之稠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原告及两名有限合伙人予以配合；逾期未办理的，于四十五日内办理涤除。该判决表明，有限合伙人仅负有配合义务，并非变更登记的申请主体或决定主体。
关于有限合伙人不构成适格被告，论证如下：
第一，委派代表的产生源于全体合伙人的委托。根据《合伙企业法》第26条第2款，全体合伙人可通过合伙协议约定或共同决定，委托一个或数个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同条第三款进一步规定，作为合伙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执行事务的，由其委派的代表执行。因此，执行事务合伙人（GP）系受全体合伙人委托执行事务，而委派代表则是GP履行该职责的具体方式。变更委派代表属于GP执行事务的范畴，有限合伙人依法不参与此项决策；
第二，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企业法》第68条第1款），委派代表任免属于执行合伙事务范畴，有限合伙人依法不参与；
第三，有限合伙人既非委托合同当事人，也非变更登记法定义务人，与诉讼标的无直接法律利害关系，不构成适格被告。
四、管辖法院的确定
（一）合伙企业住所地法院管辖
委派代表涤除诉讼的实质是请求变更合伙企业登记事项。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2条关于“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由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的规定，应由合伙企业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这一管辖规则的法理在于，组织体事项变更属于特殊地域管辖，不适用一般被告住所地管辖原则。
（二）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的例外情形
若将执行事务合伙人作为主要被告，理论上也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2条第2款向GP住所地法院起诉。但GP住所地与合伙企业登记地可能不一致，增加了诉讼和执行的不便，且诉讼请求无法覆盖对合伙企业的涤除义务。因此，向合伙企业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法律依据充分，亦最便于判决执行。
五、法院实体审查的三大标准
法院在审理委派代表涤除诉讼时，通常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实体审查。
（一）委托基础是否仍存续
法院首先审查委派代表与执行事务合伙人之间的委托基础是否仍然存在。若委派代表已辞去职务、劳动关系已解除、社保关系已转出或持股关系已终止，应认定委托基础已丧失。在陈某案中，法院查明原告已于2019年8月入职案外人公司、社保关系已转移，且与原公司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12月解除，据此认定原告不具备继续登记的条件。
（二）实质利益关联是否存在
法院进一步审查委派代表是否仍与合伙企业存在实质利益关联，包括是否实际参与经营管理、是否从合伙企业获取报酬、实际享受了公司股权收益等。在同一案例中，法院认定“无证据证明原告参与过经营管理或领取过报酬”，原告“从未代表合伙企业参与过任何股东会”，进一步印证了实质关联的断裂。
（三）是否已穷尽内部救济途径
法院通常秉持“内部救济优先原则”，只有在内部途径无法实现涤除后，才应寻求司法救济。综合司法实践，认定“穷尽内部救济”通常需满足：（1）已向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合伙企业发出书面辞任函，并给予合理答复期限（通常15至30日）；（2）已提议召开合伙人会议讨论变更事宜；（3）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合伙企业已明确拒绝或在合理期限内不予回应。
（四）举证要点
原告起诉前应重点收集：（1）辞任通知及送达凭证；（2）劳动关系解除协议、离职证明、社保转移记录；（3）未参与经营、未领取报酬的说明及记录；（4）与GP、合伙企业的沟通记录、催告函及回复。
（五）驳回涤除请求的参考案例
在法定代表人涤除领域，上海市杨浦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法院认为目标公司未形成有效股东会决议，原告仅单方辞任进而要求涤除，没有法律依据，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类推至委派代表涤除诉讼，若原告未正式提出辞任、未通过内部途径寻求变更，法院同样可能以“未穷尽内部救济”为由驳回。
六、诉讼请求的精准表述
涤除诉讼的判项表述直接关系到后续执行。诉讼请求不宜笼统请求“涤除登记”，应明确表述为：“判令被告一（执行事务合伙人）、被告二（合伙企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至[具体登记机关]办理涤除原告作为[合伙企业名称]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的工商登记信息。”
为进一步防范“无继任者不办理”的实务风险，笔者建议在主请求之外增加备位请求：“如被告届期未能选定继任委派代表完成变更登记，则应单独办理涤除原告作为委派代表的登记事项。”这一备位请求可预先封堵登记机关以“无继任者”为由拒绝办理的推诿路径。
七、判决后的执行问题
（一）合伙企业拒不申请变更。原告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院向登记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配合办理涤除登记。
（二）登记机关以“无继任代表”为由拒绝办理。对此，原告可主张涤除登记不以选定继任者为前提，判决要求的是涤除原告信息，而非同时登记新代表。
（三）《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的制度突破及适用边界。
2025年2月10日施行的《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23条规定，因公司未按期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明确的登记备案事项相关法定义务，人民法院要求协助涤除法定代表人等信息的，公司登记机关应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涤除信息。该规定从制度层面明确涤除登记不以选定继任者为前提。
但该办法系依据《公司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制定，其直接规范对象为“公司”，合伙企业能否直接援引，实务中存在不同认识。应对路径包括：（1）主张参照适用该条精神；（2）援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4条，主张生效判决本身即为“法定变更事项”，登记机关负有协助执行义务；（3）若登记机关拒绝配合，通过执行异议程序推进。建议提前与管辖法院及登记机关沟通。
（四）强制执行成功案例
安徽蚌埠淮上区法院执结的一起法定代表人强制涤除案中，执行法院依据《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23条，向行政审批局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通过公示系统完成涤除，法定代表人一栏变更为“司法涤除”。长沙望城区法院亦有类似实践。上述案例表明，通过强制执行实现涤除登记已有成熟路径，可为委派代表涤除判决的执行提供参照。
八、风险提示与应对建议
（一）诉讼前
第一，穷尽内部救济。起诉前应以书面形式正式提出辞任请求，保留送达凭证，给予合理答复期限（建议不少于15日）。
第二，全面收集证据。重点收集委托基础丧失、实质关联断裂、内部救济穷尽三类证据。
第三，关注诉讼时效。避免因拖延导致超过法定时效。
（二）诉讼中
第一，精准确定被告。将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合伙企业共同列为被告，不应列有限合伙人列为被告。
第二，选择正确管辖法院。向合伙企业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精准表述诉讼请求。明确请求判令至特定登记机关办理涤除，并增加备位请求。
（三）诉讼后
第一，及时申请执行。判决生效后被告不主动履行的，应立即申请强制执行。
第二，关注登记状态。定期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确认涤除登记是否完成。
九、结语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涤除诉讼是合伙企业治理中一项日益重要的司法救济途径。司法实践已形成相对统一的裁判规则。委派代表在提起诉讼前，应尽可能完成内部救济程序，全面收集证据，以提高诉讼成功率。随着合伙型私募基金等业态的蓬勃发展，委派代表涤除争议必将进一步增多，期待司法实践逐步形成更加统一、清晰的裁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