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拿了10万赔偿后，患者将医院告上法庭再索赔105万！司法确认的“护城河”有多深？
【案情背景】一纸“一次性解决”协议与百万后续索赔
2021年5月，林女士（化名）因腰痛伴肛门坠胀，入住北京某知名三甲医院（下称“医方”）进行骶管囊肿切除等手术，术后医方给予甲强龙（糖皮质激素）静脉输液治疗。
此后，双方因该次诊疗行为产生纠纷。2023年7月，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调委）的主持下，医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书》。协议核心内容为：医方一次性补偿林女士各项费用共计10万元；协议履行完毕后，纠纷终结，双方不再追究对方责任，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
同日，双方共同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法院裁定该调解协议有效。次月，医方按约支付了10万元。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平息。2023年下半年至2024年初，林女士先后被诊断出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双眼白内障以及胰体肿物（倾向恶性）。林女士认为，这些严重的后续疾病均是医方当年“过量使用甲强龙”导致的副作用。
为此，林女士再次将医方诉至法院，要求医方赔偿后续医疗费等5.7万余元，并主张高达100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双方面临的困境】“病情隐匿期”与“契约终局性”的碰撞
本案生动展现了医疗纠纷化解后，由于疾病发展的复杂性所带来的新冲突：
患方（患者）的困境：未知的疾病发展。患者在签署调解协议时，往往只针对当时已显现的损害后果（如骨质疏松等）。当几个月后查出青光眼甚至疑似肿瘤时，患方从情感上极易将之与当初的“激素治疗”联系起来，认为先前的10万元根本无法弥补新的巨大创伤，陷入“签早了、亏大了”的悔恨与维权困境。
医方（机构）的困境：被打破的“息诉服判”。医疗机构同意调解并支付补偿，核心诉求是“花钱买平安”，以降低诉累和负面影响。如果签署了具有终局性质的协议后，患方仍能随时以“新发现疾病”为由无限期、无休止地发起巨额诉讼，医疗机构将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与管理成本。
【争议焦点】“司法确认”的效力边界与后续损害的举证责任
1.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能否阻却患方的新诉求？协议中“一次性解决”的条款，究竟能涵盖多大范围的损害？
2.对于调解协议签订后“新确诊”的疾病，举证责任该如何分配？是由法院直接委托鉴定，还是患方需先提供初步因果关系证据？
【裁判逻辑】尊重契约既判力，严守初步举证门槛
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展现了严谨的程序与实体审查逻辑：
第一层审查：协议达成前已存在的损害，受协议终局性约束。
法院查明，林女士主张的骨质疏松、股骨头损伤等问题，均发生在2023年7月调解协议达成之前。这些属于达成协议时“能够明确的损害后果”，已被10万元的“一次性解决方案”所涵盖。对于这部分，患方无权以相同事由另行主张。
第二层审查：协议达成后“新确诊”的疾病，患方需承担严苛的举证责任。
对于白内障、青光眼、胰腺肿瘤等新确诊疾病，法院并未直接全盘否定，也未盲目启动司法鉴定，而是进行了医学常识与初步证据的审查：
青光眼：患方确诊的是“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医学上系自身眼部结构造成，与激素使用导致的青光眼机理不同。
白内障：患方年龄增加且患有青光眼，均是诱发因素，且距案涉诊疗已超两年，缺乏直接关联迹象。
胰体肿物：患方未能提供任何初步医学文献或证据，证明肿物与甲强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在患方无法提供“初步证据”证明新疾病与案涉诊疗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法院依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认定患方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裁判结果】一二审均驳回患方百万索赔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林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北京一中院）认为：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具有终局性，患方未提交初步证据证明新损害系案涉诊疗导致，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328元由患方自行承担。
【律师解读】“医调委+司法确认”是定海神针，签署务必三思
本案为医疗纠纷的非诉化解提供了一本极具警示意义的实务教科书。客观评析本案，医患双方均应高度重视以下几点：
1.司法确认的“强盾效应”与终局性
医调委出具的调解协议原本属于民事合同，但一旦双方共同向法院申请了“司法确认”，该协议就获得了等同于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强制执行力与既判力。
本案中，法院反复强调协议中“医疗纠纷终结、不再追究责任”的条款效力。这意味着，司法确认赋予了纠纷解决的终局性，法律不支持当事人违背契约精神“翻烧饼”。
2.患方警示：推翻司法确认极难，签署前务必确保“医疗终结”
许多患者误以为调解协议“签了也能反悔”。实际上，经司法确认的案件，患方如果想从根本上推翻协议效力，不能仅凭提起一个新的常规民事诉讼，而是必须通过极其严格的“再审程序”（证明调解违背自愿原则或内容违法等），难度犹如登天。
实务建议：患方在选择和解与签署“一次性解决”协议前，务必确保自身病情已经稳定，或者已经处于“医疗终结”状态。对于存在高复发风险、并发症尚未完全显现的重症，切忌为了尽快拿到部分赔偿而草率签署终局协议，否则后续一旦产生高额医疗费，将面临无法索赔的绝境。
3.举证规则提示：不要迷信“只要起诉，法院就会安排鉴定”
本案二审判决明确了一个重要规则：在已有生效调解协议的前提下，患方若主张“新损害”，不能两手空空地要求法院直接委托鉴定。患方必须先提供“初步证据”（如近期病历记录了病因可能与既往手术/用药有关、相关医学文献等）。如果过不了“初步举证”这道门槛，法院有权拒绝启动漫长且昂贵的鉴定程序，直接驳回诉讼请求。
4.医方警示：规范协议文本，筑牢风险防火墙
医疗机构在此类调解中，应当坚持“调解+司法确认”的标配组合。同时，在协议条款的拟定上，应当明确界定补偿所涵盖的范围（包括已发生的和可预见的将来损失），并明确写明“一次性解决”、“终结案涉所有民事权利义务”等兜底条款，以此作为防范后续无理缠诉的最强法律武器。
结语：医疗纠纷的调解，本质上是医患双方对自身权益边界的让步与买断。契约一经司法确认，便重如泰山。敬畏法律程序，理性评估病情发展，才是双方在纠纷化解中保护自身的最佳策略。
声明：案例来源于律师既往承办案件，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对当事人姓名进行了化名处理，具体案情与裁判说理以法院最终生效裁判文书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