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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河南刑事律师:最新法律规定:什么是“偷越国(边)境”?

作者:刘豫光律师时间:2026年10月19日分类:法学论文浏览:22次举报

最新法律规定:什么是“偷越国(边)境”?

笔者系执业刑辩律师,近期办理了数起涉“偷越国(边)境”的案件。办案中感到:部分司法办案人员对该行为的认识仍停留在旧有观念上,以致法律适用出现偏差,损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究其原因,既有立法层面的因素,也有司法层面的原因。本文拟依据现行有效的法律、司法解释及相关司法文件,对“偷越国(边)境”作体系性解释,以期有助于法律的正确适用。

《刑法》第六章第三节“妨害国(边)境管理罪”共设六个条文、八个罪名,其中三个罪名与“偷越国(边)境”直接相关。按照《刑法》条文顺序,依次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和偷越国(边)境罪。三者之中,“偷越国(边)境”是前两个罪名的基础性概念,其内涵如何界定,直接决定这三个罪名的成立范围。

何谓“偷越国(边)境”?通常的理解是:未办理出入境证件,从非正规口岸出入国(边)境;或者虽持有出入境证件,但因依法受到出入境限制、被禁止出入境,而从隐秘通道出入国(边)境。但纵观各国立法,对本国人与外国人认定“偷越国(边)境”的标准并不一致。究其原因,出入境管理法的主要功能在于管理外国人入境,其对外国人入境的管控严于对本国人出境的管控。

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偷越国(边)境”的规定主要有:

1.《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七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持用伪造、变造、骗取的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的;

(二)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的;

(三)逃避出境入境边防检查的;

(四)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入境的。

2.《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条 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为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接受恐怖活动培训或者实施恐怖活动,偷越国(边)境的,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解释》)

第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六章第三节规定的“偷越国(边)境”行为:

(一)没有出入境证件出入国(边)境或者逃避接受边防检查的;

(二)使用伪造、变造、无效的出入境证件出入国(边)境的;

(三)使用他人出入境证件出入国(边)境的;

(四)使用以虚假的出入境事由、隐瞒真实身份、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等方式骗取的出入境证件出入国(边)境的;

(五)采用其他方式非法出入国(边)境的。

按照法秩序统一性原理,行政法与刑法对“偷越国(边)境”的界定应当保持一致:行政法上未规定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刑法上亦不应认定为“偷越国(边)境”。这是因为,与该行为相关的三个罪名均属行政犯,刑法对其的认定应以作为前置法的《出境入境管理法》为依据——此即《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条所要求的“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行为未违反前置法,便无从成立犯罪。问题出在司法解释环节,《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解释》第六条以列举方式规定了“偷越国(边)境”的五种情形,并设置第(五)项兜底条款,从而为扩张解释留下了空间。

根据《立法法》第十一条,何种行为构成犯罪,只能由法律规定。司法解释径行规定何种行为构成犯罪,本身即属违法,历来为司法实务界所诟病;更令人不解的是,位阶更低的司法文件也在违法地对“犯罪”作出规定。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在“关于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的认定”部分第2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规定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行为:(1)组织他人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方式掩盖非法出入境目的,骗取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核准出入境的。

该《意见》于2022年6月29日发布,其中规定了一种新型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行为类型,并将与之相关的行为认定为“偷越国(边)境”。

《意见》超越司法权限,实质性创制了刑法规范。根据我国《宪法》与《立法法》的规定,犯罪和刑罚属于法律保留事项,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予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均不具有创设刑法规范的立法权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应当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不得违背立法目的、原则和原意。《意见》并非司法解释,其内容只能是对法律、司法解释的具体化,本无创制法律规范的权力。然而,《意见》却在缺乏刑法依据的情况下,将尚未构成行政违法的相关行为规定为犯罪。这在本质上是以司法文件扩张犯罪的适用范围,属于实质性创制刑法规范;此种做法僭越了立法权,违背宪法确立的立法权与司法权分工原则,是典型的越权创设罪刑规范。

但是,该《意见》不能作为入罪的依据,却可以作为出罪的依据。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定罪的惯性思维:办案人员往往从入罪的角度理解和适用位阶不足以定罪的司法文件,以“《刑法》不构(罪),(司法)文件来凑”的方式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事实上,该《意见》本身已为部分行为的出罪提供了依据。作为辩护人,应当否定以司法文件定罪的合法性,并从出罪的角度解释和运用该文件。

《意见》第2条第(1)项在列举上述行为类型之后,另有但书规定:

对于第(1)项所列行为,并非一律认定为犯罪,而应当综合考虑组织者前科情况、行为手段、组织人数和次数、违法所得数额及被组织人员偷越国(边)境的目的等情节,依法妥当处理。可见,《意见》并未将该项行为一概入罪,而是为情节较轻者预留了出罪空间。

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第九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旅游、探亲、求学、务工、经商等为由申领出入境证件,但出境后即前往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犯罪窝点的,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四)项规定的使用虚假的出入境事由骗取出入境证件出入国(边)境情形,应当认定为偷越国(边)境。

最高人民法院两陈鸿翔、王肃之(陈鸿翔系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一级高级法官;王肃之系最高人民法院四级调研员)对第9条的解读中说:实践中,以旅游、探亲、求学、务工、经商等正当理由申领出入境证件及签证,出境后经他人引诱或者因其他原因又进入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犯罪窝点的情形,确实可能存在。对于持合法证件出境后进入上述犯罪窝点的,是否属于《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解释》规定的“使用以虚假的出入境事由骗取的出入境证件出入国(边)境”,司法认定中存在较大争议。对此,不宜简单以行为人出现在犯罪窝点即认定其骗取证件,而应当对其“合法出境”行为作具体分析。第2款明确:对于以旅游、探亲、求学、务工、经商等正当理由出境,出境后即前往犯罪窝点的,可以根据其异常行为推定出境目的的虚假性,认定属于偷越国(边)境行为;反之,对于以正当理由出境,出境后确实从事了正当活动,后又前往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犯罪窝点的,不宜直接认定为偷越国(边)境行为,而应进一步查清其出境真实意图。

两位法官的解读表述得十分清楚:认定“偷越国(边)境”,不能仅以申领出入境证件时所报事由为依据,而应当考察行为人出入国(边)境后是否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跨境电诈意见》第9条也为“偷越国(边)境”的认定提供了新的依据。其一,认定是否属于“偷越国(边)境”,不能完全以出入境证件为据。各国签证种类不可能涵盖外国人入境的全部事由,选择办理便利或者与真实事由相近的事由申领签证,是对外开放国家的通例,故不能仅因证件事由与实际事由不符即认定“偷越国(边)境”。其二,司法认定不能违背“法律只处罚行为、不处罚思想”这一常识。行为人出入境后意欲何为,在出入境之时仅存于内心而未见于行为;边防检查机关仅因其目的不实即不让其出入境,实质上就是处罚其思想,有违法律处罚的基本原则。

总之,对“偷越国(边)境”的认定,应当看行为人出入境后究竟实施了什么行为、是否侵害了相关罪名所保护的法益;行为是否侵害法益,才是判断其是否属于“偷越国(边)境”的根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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