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危险程度，危险犯可划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抽象危险犯不需要出现一定结果，其本质在于行为本身具有侵害法益的高度危险性，因此，立法者将此危险拟制而将量刑前置化，目的在于减轻控方的追诉责任，降低入罪门槛，对某种危险行为加以特殊防范。而具体危险犯则要求实施行为导致某种危险的出现。有学者认为:危险驾驶罪应为具体危险犯，如果以抽象危险犯标准认定危险驾驶罪，会不适当的扩大打击面，有违刑法的谦抑原则。{2}本文以为：危险驾驶罪应视为抽象危险犯，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根据平时的生活经验，把一个经常发生的一种不法行为视为一种危险的状态，司法上则依据这一拟定，对行为是否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进行统一化、格式化的判断。{3}

第一，从立法目的来看。立法之所以设置危险驾驶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危险驾驶行为严重威胁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为有效减少忽视他人生命的醉驾及追逐竞驶行为的发生，刑法将其上升为犯罪行为，从而动用刑罚进行制裁，进而遏制危险驾驶行为，以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4}如果把其视为具体危险犯，以发生具体危险为条件，则与惩治危险驾驶行为的立法意图相悖。危险驾驶行为具有导致公共安全受到侵害的高度危险性，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的主体，影响公众对公共安全的信任感，其导致的结果比具体危险导致的结果更加严重，所以把其作为抽象危险犯纳入刑法规制更能提升公众对社会的信心。

第二，从定罪量刑来看。情节分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定罪情节影响犯罪的成立，危险驾驶罪中的追逐竞驶行为，要求的“情节恶劣”决定着犯罪是否成立，属于定罪情节。而将危险驾驶罪界定为具体危险犯的说法将“情节恶劣”视为量刑情节，作为一种危害结果。但是事实上，当危险驾驶行为产生一定危害结果时，往往还构成其他犯罪，属于想象竞合犯，应从一重处断，由于其他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以及量刑幅度远高于危险驾驶罪，因此，应以他罪来处罚。

第三，从语言表述看。我国刑法对具体危险犯的表述方式一般是“足以使……发生……危险的”，而本罪的构成要件并没有采取此种表述方式，说明立法也没有将其界定为具体危险犯的意图。

第四，从司法实践来看。危险驾驶对公共安全造成的高度危险具有多样性和难以确定性，如果将其作为具体危险犯，则需要对其类型进行严格的规制，难度太大，也难以掌握其规律。并且具体危险犯在个案上已经对行为客体带来危险，危险的出现是犯罪成立的构成要素，法官需要对其进行个案判断，但在我国，由于法律基础薄弱，法学沉淀不足，再加上各地法官的职业素养以及经历的不同，法官进行个案分析存在困难，容易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而且危险驾驶罪是轻罪，最高刑仅是拘役，把其视为具体的危险犯，不仅与中国的司法环境不符，贯彻实施具有难度，而且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综上，危险驾驶罪应为抽象危险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