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晋锋律师
作者：杨晋锋律师，山西金贝律师事务所。杨晋锋律师代理的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案例
在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链条中，支行行长作为基层机构负责人，往往被视为风险防控的“最后一道关口”。然而，当巨额不良贷款形成并引发刑事追责时，这一角色的法律责任究竟应如何界定？是承担无限连带的审批责任，还是仅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承担相应过失？近日，山西金贝律师事务所杨晋锋律师团队成功代理了一起涉及多名银行从业人员的违法发放贷款案件。本案被告人王某某（化名）原系某商业银行支行行长，涉案金额巨大，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刑期已执行完毕。
该案不仅是一起典型的金融职务犯罪案件，更是一次关于“审贷分离”制度下责任切割、认罪认罚程序适用以及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深度法律实践。本文旨在通过复盘该案的辩护思路与办案过程，探讨复杂金融犯罪案件中律师的专业价值与辩护策略。
一、案情回溯：从支行行长到刑事被告
2017年至2019年间，王某某担任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行行长期间，经手了两笔大额贷款业务。合计2000余万元的续贷或新增贷款。公诉机关指控，王某某违反国家规定，在未对借款人资信状况、担保能力及贷款用途进行严格尽职调查的情况下，签署行长承诺书并上报审批，导致银行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牵涉到包括信贷员、银行高管等多名被告人。实际贷款使用人及其团伙通过伪造财务报表、虚构购销合同等手段骗取银行贷款，是导致损失的根本原因。王某某作为支行行长，其签字行为处于贷款流程的前端初审环节，而最终的二次调查、审查、贷审会审议及审批均由总行完成。
二、辩护核心：厘清“审贷分离”下的职责边界
接受委托后，杨晋锋律师团队并未简单停留在“认罪悔罪”的常规辩护路径上，而是深入剖析了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与刑法归责原则之间的张力。辩护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精准界定王某某在“审贷分离、分级审批”制度下的具体职责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违法发放贷款罪的主体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然而，“违反国家规定”并非指所有内部规章，而是指向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规范。辩护人通过梳理银行内部流程文件发现，王某某作为支行行长，其贷款审批权限仅为50万元。案涉两笔贷款金额均远超其权限，且按照银行规定，超过权限的贷款需由总行公司客户部受理、总行信贷部审查、总行贷审会审议，并由总行行长或副行长最终审批。
辩护人提出，尽职调查是信贷员的法定职责，而非支行行长的核心义务。在案卷材料中，《评级审查承诺书》《授信审查承诺书》等文件显示，负责审查的人员承诺“未与客户接触”，这恰恰印证了“审贷分离”的制度设计——即调查与审查由不同岗位人员分别负责，以形成制衡。王某某的职责在于形式审查和初步把关，而非实质性的尽职调查。若将总行未能识别虚假资料的责任完全转嫁给支行行长，既不符合权责一致原则，也违背了刑法关于共同犯罪中各行为人作用大小的评价标准。
此外，辩护人强调，本案属于单位意志体现下的共同犯罪，而非个人擅自放贷。总行作为独立的审批主体，拥有最终的决策权。正如法院立案庭对案件是否符合立案标准进行初步审查，若最终出现冤假错案，主要责任不在立案庭；同理，款项最终违法发放的主要责任也不在支行及王某某。这一类比虽非法律条文，但生动阐释了行政层级与刑事责任分配的逻辑关系，为法庭理解行业规则提供了直观视角。
三、程序抗争：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效力与撤销争议
本案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对刑事程序正义的坚守。在审查起诉阶段，王某某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然而，公诉机关随后在无新事实、新证据且被告人未反悔的情况下，单方撤销了该具结书，并将王某某排除在认罪认罚名单之外。
针对这一程序瑕疵，杨晋锋律师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相关指导意见，提出了强烈的异议。辩护人指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是实体上的从宽，更是程序上的契约。具结书签署后，除非存在法定情形（如被告人反悔、隐瞒罪行、不履行赔偿义务等），否则检察机关不得随意撤销。本案中，王某某始终如实供述，积极配合调查，不存在任何法定撤销事由。公诉机关的单方撤销行为缺乏法律依据，严重损害了被告人的信赖利益和程序权利。
虽然法院最终未直接认定公诉机关程序违法，但在判决中依然采纳了王某某“自首”、“主动赔偿”等情节，并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量。这一结果侧面反映了辩护意见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也体现了律师在程序节点上敢于发声、善于博弈的专业素养。
四、量刑优化：基于健康状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与实体从轻情节的综合辩护
除了实体辩护，程序性权利的争取同样是本案的关键战场。王某某患有急性冠脉综合征、高血压等多种严重疾病，羁押环境无法满足其医疗需求，生命健康面临紧迫威胁。
杨晋锋律师团队迅速行动，收集了看守所出具的《在押人员患病告知书》及医院诊断证明，向检察机关提交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并向法院提交了《取保候审申请书》。申请书中详细论证了王某某社会危险性低、同案犯多数已取保、家庭特殊困难等因素，主张对其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中详细论证了王某某社会危险性低、同案犯多数已变更强制措施、家庭特殊困难等因素，明确主张对其变更强制措施。尽管因本案涉案金额巨大、性质严重，司法机关经综合评估社会危险性后未采纳取保候审申请，王某某全程处于羁押状态，但辩护人通过提交详实的医疗证据，充分向办案机关展示了被告人的客观困境，促使司法机关在羁押期间对其健康状况予以必要关注，并在后续量刑时将其身体状况及羁押期间的配合表现纳入酌情考量范畴。
同时，辩护人协助王某某与办案单位等相关部门积极沟通，促成其主动赔偿银行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及相关量刑指导意见，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退赃退赔是重要的酌定从轻情节。尽管法院未采纳“无罪”或“免予刑事处罚”的意见，但综合考虑王某某的自首情节、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积极赔偿以及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对次要等因素，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相较于同案其他部分被告人，这一结果在法律框架内实现了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
五、实务启示：金融犯罪辩护的三个维度
回顾本案，杨晋锋律师团队的辩护工作展现了金融犯罪案件处理的三个重要维度，对同类案件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是专业维度的深度挖掘。金融犯罪案件往往涉及复杂的业务流程和行业惯例。律师不能仅凭法条字面意思进行辩护，必须深入理解银行内部的“审贷分离、分级审批”机制，准确区分岗位职责与法律责任。只有厘清了“谁该做什么”，才能有效反驳“谁该担什么责”。本案中，通过对银行内部文件的细致梳理，成功构建了王某某职责有限的辩护逻辑，为量刑辩护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是程序维度的敏锐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当前刑事诉讼的重要改革方向，但其适用过程中的程序规范性问题不容忽视。律师应当密切关注具结书的签署、变更及撤销等环节，一旦发现程序违法，应及时提出异议。这不仅是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也是对司法公正的维护。即使最终未被完全采纳，这种程序性抗辩也能促使司法机关更加审慎地对待量刑建议，从而间接影响裁判结果。
最后是人文维度的综合施策。刑事辩护不仅仅是法庭上的唇枪舌剑，更是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对于患有严重疾病的当事人，及时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争取取保候审，既是人道主义的体现，也是实现有效辩护的前提。同时，通过协助当事人积极赔偿、取得谅解，能够切实降低社会危害性评价，为争取缓刑或较轻实刑创造有利条件。
六、结语
王某某违法发放贷款案的一审判决已经生效，刑期已执行完毕。这一结果或许并非完美的“无罪释放”，但在现行法律框架和司法实践中，它代表了辩护律师在复杂金融犯罪案件中所能争取到的理性空间。杨晋锋律师团队通过精准的法律分析、坚定的程序抗争和务实的量刑协商，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身处金融行业的从业者而言，此案警示我们合规经营的重要性；而对于法律共同体来说，此案则展示了专业辩护在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厘清责任与促进公正方面的独特价值。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期待更多律师能够以精湛的业务能力和严谨的职业操守，为法治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