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案例明确：“卖卡+刷脸”非必然构成掩隐罪，应审慎进行实质判断
一、“卖卡+刷脸验证”的定性应审慎，避免“一刀切”机械适用
根据《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第四条规定，行为人出租、出售信用卡被用于接收电信网络诈骗资金，但未实施代为转账、套现、取现或配合提供刷脸等验证服务的，不宜认定为“支付结算”行为。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常成为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信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掩隐罪）的关键参考，即以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刷脸验证”等积极协助行为来判断其是否介入了犯罪所得的实际转移环节。
然而，对《会议纪要》的理解不应过于僵化。单纯将“卖卡+刷脸验证”作为认定掩隐罪的充分条件，可能忽视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地位、作用及行为性质。在具体案件中，需综合考量以下因素：
1. 行为是否具有独立性与主导性：若行为人仅是应上线要求被动配合刷脸，其行为属于出租、出售银行卡行为的自然延伸，仍是为上游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的辅助环节，通常更符合帮信罪的构成特征。
2. 行为是否侵害新的法益：刷脸验证与提供密码、U盾等在性质上均属身份验证手段，若未超出原有帮助支付结算的范围，未对犯罪所得转移形成独立的实质性支配或控制，则不宜单独评价为掩隐罪。
3. 是否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机械地将所有“卖卡+刷脸”行为升格为掩隐罪，可能导致刑罚过重，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应结合行为人主观明知程度、参与时间、获利情况、在犯罪链条中的地位等情节，作出层次化、精准化的认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案例指引与分析：行为实质的考察至关重要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陈某等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案号：（2021）最高法刑申XX号）中，案件事实与裁判分析如下：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为牟利，将其名下多套银行卡及配套U盾、手机卡出售给上游犯罪分子。后上游犯罪分子利用其中一张银行卡接收了电信网络诈骗赃款。在转账过程中，因触发银行大额转账人脸识别验证机制，上游犯罪分子联系陈某要求其配合刷脸以完成转账。陈某在明知对方可能利用其账户进行违法资金操作的情况下，仍通过远程视频方式进行了人脸识别验证，协助完成了该笔诈骗资金的转移。陈某因此获取了数百元的“额外好处费”。
裁判要旨与分析：
一审法院认为陈某出售银行卡后又提供刷脸验证，深度介入资金转移环节，构成掩隐罪。最高人民法院在申诉审查阶段则认为，应结合行为实质进行整体判断：
1. 主观故意具有延续性而非转化性：陈某出售银行卡时即具有概括的犯罪故意，明知银行卡可能被用于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而提供支付结算帮助。其后续配合刷脸，是在出售行为已完成、账户已被他人实际控制后，应对方要求的“被动配合”，目的是使其出售的银行卡能够“正常使用”，属于出售行为的延续，并未产生新的、独立的转移犯罪所得的主观故意。
2. 客观行为属于辅助环节而非独立操作：陈某并未实际操作转账、取现或决定资金流向。其刷脸验证行为与提供密码、U盾一样，仅是银行账户操作中的必要验证环节。整个资金转移过程由上游犯罪分子主导和实施，陈某仅提供了身份验证这一“工具性”帮助，并未获得对涉案资金的实际控制或支配地位。其行为性质仍属于为上游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工具和条件，并未实质性地、独立地实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所规定的“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等掩隐罪核心行为。
3. 罪责评价应遵循比例原则：陈某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应予惩处。但相较于积极、主动地参与转移、变现赃款的掩隐罪行为，其危害性主要体现在扩大支付结算渠道、帮助上游犯罪完成资金接收环节。以帮信罪论处，足以全面评价其行为的法益侵害性，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最终，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原审以掩隐罪定罪量刑不当，指令再审后，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陈某改判。该案例确立了重要的裁判规则：对于出售银行卡后被动配合刷脸验证的行为，应重点审查行为人在犯罪链条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若刷脸行为系出售银行卡行为的后续辅助环节，行为人未主动实施或主导资金转移，则不宜认定其行为性质发生了由“支付结算帮助”到“转移犯罪所得”的本质转变，一般应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处罚。
结论
综上，“卖卡+刷脸验证”行为在司法实践中需结合具体案情审慎定性，不应直接、必然地认定为掩隐罪。对于刷脸行为仍属于支付结算帮助环节、未形成对犯罪所得独立控制的情形，依法以帮信罪论处更为适宜。这既符合《会议纪要》的规范目的，也契合刑法罪责刑相适应与谦抑性原则的要求，有助于实现精准打击与人权保障的平衡。最高法案例的裁判思路强调了对行为实质的考察，即关键在于判断“刷脸验证”是否导致了行为人角色、行为性质的质变，而非仅作形式上的“有无”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