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期间的钱款往来，分手后要全部返还吗？

【基本案情】

原告程某与被告宗某双方原系同事关系，二人于 2017 年 12 月确定恋爱关系，后开始同居，2020 年 10 月二人结束恋爱。在二人恋爱期间，原告程某向被告支出如下费用：原告给被告微信转账 59294.59 元；支付宝转账 78264 元；微信红包 6091.87 元，以上共计 143650.46 元。上述款项中 2018 年 2 月份原告分六笔向被告转账 51000 元，2018 年 8月至 2019 年 1 月原告每月固定向被告转账 4200 元计 25200 元，以上共计人民币 76200 元。另外在原告向被告的转账中，还包含如“521”“1314”“888”等有特殊含义的转账及其他几百几千元不等的转账。被告宗某于 2018 年 1 月及 3 月给原告转账共计 15750 元。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返还款项 100000 元。

【法院审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原告相应的转账款项？恋爱期间的情侣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消费、微信红包、小额转账及转账含有“520”“1314”等有特殊含义的数字，是传达爱意、维系双方感情的必要支出，这种支付行为在性质上属于一般赠与，在分手后不应当要求返还。而在恋爱关系中的大额财物支出，应区别于合同法上的一般赠与，其系基于恋人关系而发生，是原告一方基于结婚或维持恋爱关系为目的的一种赠与，为附条件的赠与。现原、被告双方恋爱关系终结，原告的赠与目的并未实现，基于民法中公平原则的规定，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部分转账款项的诉求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宗某辩称，原告持其信用卡刷卡消费五、六万元，原告每月向被告转账的 4200 元系偿还信用卡贷款，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被告宗某辩称原、被告同居期间，由其支付房租、购买日用品等用于共同花销，原告给被告转账包含了该部分费用，并提交了部分证据予以证实，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同居期间必然产生必要的生活费用，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支付该类费用的证据，因此对于被告的该辩解意见，法院予以部分采纳，并在被告返还原告款项数额方面予以考量。关于被告返还原告款项的数额，综合考量原、被告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并同居一段时间，原告给被告转账的总额 143650.46 元，以及 2018 年 2 月转账 51000元，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 月原告每月固定向被告转账 4200 元，及包含特殊含义金额的“521”“1314”“888”转账、红包，还有被告向原告转账 15750 元，双方同居期间的必要合理花销等因素，法院认为，被告向原告返还 2018 年 2 月转账 51000 元，2018 年 8 月至 2019年 1 月原告每月固定向被告转账 4200 元计 25200 元，共计 76200 元较为合理。判决：被告宗某于判决生效十日内给付原告程某 76200 元。

【律师观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约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因恋爱期间钱款往来要求返还引发的纠纷，适用前述法律规定。现实中因为分手而诉讼返还财物的纠纷不在少数，在此类纠纷中原告要求返还款项和财物的，并非全部的款项都要返还，以下几种情形的款项不应计算在内：

1、为维持恋爱关系、传达爱意的必要支出，一般为小额的钱款往来；

2、含有520、1314等特殊含义数字的钱款转账；

3、共同的消费支出，如共同租房的房租、水电费、物业费、生活用品等同居期间必要合理的花费；

4、其他非赠与款项，如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属于借款的或其他投资的等，因其他事由而发生的款项往来。

综上，恋爱期间的日常消费、小额转账以及含有520、1314等特殊含义数字的转账，是为了传达爱意、维系双方恋爱关系的必要支出，为一般赠与，钱款已经交付，所有权已经转移至对方所有，赠与人已无权要求返还；而双方之间的大额转账明显超过双方交往期间正常开支范畴，不同于一般赠与。按照生活常理及婚俗习惯，大额转账有彩礼的属性，暗含了双方缔结婚姻或共同生活的美好愿望，应视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或共同生活时，解除条件成就，已经成立的赠与合同失效，赠与人赠与的目的不达，受赠人成立给付目的不达的不当得利，受赠人应向赠与人返还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