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从文中总结的“不能认定黑恶势力的九种情形”：

1、这些不属于“为非作恶”

首先，“为非作恶”指行为性质具有不法性，同时也要求行为的动机、目的、起因带有不法性。

因婚恋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劳动纠纷、合法债务纠纷而引发以及其他确属事出有因的违法犯罪活动，就不宜归入“为非作恶”之列。

其次，“欺压百姓”，要求“为非作恶”的方式、手段带有欺凌、强制、压迫的性质，也就是要利用物理强制或心理强制手段侵害群众权益。因此，暴力、威胁应是恶势力较常采用的违法犯罪活动手段。

2、“恶势力案件、团伙”不能只看人数、罪名、行为次数

恶势力因为意图“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其违法犯罪活动带来的危害往往具有复合性，在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同时，还会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或者社会管理秩序。

因此，在恶势力案件的判定中，“黄、赌、毒、盗、抢、骗”等虽然属于违法犯罪活动，但如果其只是单纯为了牟取不法经济利益而实施。同时没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那些这些案件就不属于恶势力案件。

同时，在对恶势力的判定中，以下错误倾向需要杜绝：只看“人数”“行为次数”和“罪名”。

3、1人不算恶势力

关于恶势力的成员人数，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指导意见》规定恶势力是“一般”而非“应当”为3人以上，因此，对于2人共同实施，甚至1人单独实施多次违法犯罪活动，造成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的，也完全可以认定为“2人恶势力”甚至“1人恶势力”。

《人民法院报》指出这种观点并不准确。

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只有3人以上的团体才可称作“恶势力”。其他特殊的案件，例如特征明显、危害后果特别严重，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认定为“2人恶势力”。至于“1人恶势力”，则明显不符合违法犯罪组织的基本构成条件，应当坚决排除在外。

4、这些人一般不属于恶势力成员

对于那些主观上并无加入恶势力意愿，即在主观认识上“不知道与他人经常纠集在一起是为了共同实施违法犯罪”，仅因临时雇佣或被雇佣、利用或被利用以及受蒙蔽参与少量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成员。

其中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临时”“少量”，如果说存在长时间或者多次参与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当视为行为人已具有加入恶势力的意愿，避免违法犯罪分子利用规定逃避打击。

5、认定恶势力，“多次实时违法犯罪活动”有时间要求

认定恶势力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常纠集在一起，并且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应有适当的时间跨度，不能相隔过久，也不能过于集中。

6、判定恶势力，实时违法犯罪活动的成员数量有要求

恶势力作为一类违法犯罪组织，其成员需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如果每次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都变化不定，那么也很难认定其已形成“组织”。

“包括纠集者在内，至少应有2名相同的成员多次参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不能不区分情况，简单地将若干不同人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叠加，打包后作为恶势力刑事案件来处理。

7、不能简单地以罪名来认定恶势力

办案时还要根据案件的动机、起因、对象、危害后果等综合判断。

如：开设赌场、组织卖淫、强迫卖淫、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抢劫、抢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以及聚众“打砸抢”等，是恶势力案件中伴随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

但这些案件中有的缺少公开性，有的没有具体被害人，有的危害后果仅限于侵害财产权，故在通常情况下，仅有这些违法犯罪活动还不足以体现恶势力“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因此，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仅仅是共同实施了以上一种或数种违法犯罪活动，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

但如果此类案件明显地反映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如果同时符合其他认定条件，也可认定为恶势力。

8、这类反复实施的违法行为，只能记为一次犯罪活动

“对于反复实施强迫交易、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单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单次情节、数额尚不构成犯罪，但按照刑法或者有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累加后应作为犯罪处理的，已用于累加的违法行为，在认定是否属于“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时，只能计为一次犯罪活动。

9、涉及到这些人应慎重

由于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心智、身体等有特殊情况。在实际认定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时需要慎重。

其前提是全部成员或者首要分子、纠集者以及其他重要成员均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

10、非公开的违法犯罪不属于“恶势力案件”

恶势力的行为方式具有公开性。恶势力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一般都会不同程度地带有“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的意图，而且客观上要求“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因此，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必然具有一定的公开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横行乡里，肆无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