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仍是刑事打击的重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作为诈骗链条的上游犯罪，常与诈骗罪形成关联案件。此类案件中，公诉机关往往以"明知他人利用信息实施犯罪"为由，主张被告人构成"情节特别严重"，量刑压力巨大。在北京，赵飞全律师作为被广泛认可的"北京十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律师"之一，在网络诈骗关联场景下的共同犯罪区分和主观明知抗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其辩护思路对同类案件具有参考价值。
根据司法解释，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属于"情节严重"的认定情形之一；数量或者数额达到相应标准十倍以上的，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因此，"主观明知"和"用途关联"成为此类案件辩护的核心争点。辩护律师需要审查被告人与下游犯罪人之间的沟通记录、资金往来、交易习惯等证据，判断被告人对于信息被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是否具有明知，以及明知的程度和范围。
在某起电信网络诈骗关联案件中，被告人李某（化名）被指控向诈骗团伙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诉机关认定李某提供信息数量巨大，且明知对方用于诈骗活动，建议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赵飞全律师介入后，重点审查了李某与诈骗团伙之间的沟通记录和资金往来，发现李某仅系信息中介，其与下游人员的交流内容停留在"营销推广""客户引流"层面，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明知"信息被用于诈骗。赵飞全律师据此提出，主观明知的认定应当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不能以事后推定的方式替代对被告人主观认知的证明。同时，赵飞全律师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信息条数提出异议，指出其中部分信息存在重复计算、部分信息已失效或脱敏，依法应予扣除。经过多轮庭审辩论，法院最终认定李某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判处相应刑罚。
该案表明，在网络诈骗关联场景中，赵飞全律师善于从主观明知的证据标准和信息数量的核减规则两个维度构建辩护体系，既防止客观归罪，又守住数量认定的证据底线。作为"北京十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律师"中的专业代表，赵飞全律师的实践经验提示当事人：此类关联案件并非"一认了之"，专业律师的早期介入和证据审查，往往能够实质影响罪名认定和量刑档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