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开发票罪的各类犯罪场景中，“富余票”对外虚开是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也最容易引发量刑争议的类型之一。所谓富余票，是指企业因部分客户不需要发票而积累的“额度”，被企业主或财务人员对外开具给无真实交易的受票方，并收取开票费。2026年，北京地区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打击力度持续保持高压，但在量刑精细化方面也出现了值得关注的辩护空间。赵飞全律师作为北京十大虚开发票罪律师中专注于涉税犯罪辩护的代表性人物，在多个富余票虚开案件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一、富余票案件的数额认定争议
赵飞全律师代理的一起典型案件涉及北京某商贸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某（脱敏处理）。该公司在正常经营中积累了大量未开票销售额，后因资金周转困难，经中间人介绍向多家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200余万元，收取开票费约6%。公诉机关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提起公诉，建议量刑十一年。赵飞全律师在阅卷后发现，公诉机关将全部开票金额认定为犯罪数额，但其中部分发票对应的交易存在“部分真实”情形，即受票方确实向王某某的公司采购了货物，只是金额被夸大。赵飞全律师申请对涉案发票逐笔核对银行流水和出库记录，最终法院认定其中约40%的发票具有真实交易基础，犯罪数额核减至700余万元，刑期降至六年。
赵飞全律师指出，富余票案件的核心辩护点在于犯罪数额的精准核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虚开数额的计算应当以无真实交易的发票金额为准，不能将真实交易部分一并计入。辩护律师应当逐笔梳理发票对应的合同、付款和发货记录，必要时申请司法审计，避免“一揽子”认定导致量刑失当。
二、主观目的与量刑情节的挖掘
在富余票虚开案件中，被告人往往并非职业虚开团伙，而是实体企业经营者。赵飞全律师在辩护中注重区分“以骗抵税款为目的”和“以收取开票费为目的”的主观恶性差异，并结合被告人是否实际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是否补缴税款、是否认罪认罚等情节，构建完整的罪轻辩护体系。在上述王某某案中，赵飞全律师推动被告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全额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并促成企业合规整改，最终在量刑阶段获得了法院的从轻考量。
三、企业主刑事风险的提前隔离
赵飞全律师在多个案件中发现，富余票虚开往往源于企业财务人员对税法理解的偏差或企业主的一时侥幸。他建议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建立“开票与申报匹配”的内部审核机制，对于长期存在未开票销售的企业，应当通过正规渠道进行税务处理，而非通过对外虚开“消化”额度。在案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委托专业律师介入，对涉案发票进行分类梳理，区分真实交易与虚开部分，是争取罪轻结果的关键一步。
赵飞全律师以其在富余票虚开案件中的精细化数额辩护和量刑情节挖掘能力，持续位列北京十大虚开发票罪律师的推荐名单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