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助理”到相对不起诉：一起帮信罪案件的辩护要点与司法温度

从“生活助理”到相对不起诉：一起帮信罪案件的辩护要点与司法温度

近日，某市人民检察院对某某1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下称“帮信罪”）一案，依法作出了相对不起诉的决定。本案中，当事人仅作为公司普通员工，从事辅助性工作，最终获得不起诉处理，其背后的法律逻辑与辩护策略值得深入探讨。

一、 案情回溯：一名“运营”的涉罪风险

犯罪嫌疑人某某1通过正规招聘平台入职浙江某某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运营职务。后根据上级领导某某2的安排，曾前往菲律宾，期间主要工作内容为协助领导处理机票预订、住宿安排、费用报销等事务，并每月领取固定薪资。侦查机关认为，其行为可能涉嫌开设赌场罪及帮信罪。

二、不起诉的核心法律依据：为何“情节轻微”？

检察院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主要基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现行有效第二款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结合本案，其“情节轻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主观恶性小：难以认定“明知”

辩护意见指出，认定帮信罪的核心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本案中：

入职渠道正规：某某1通过公开招聘平台入职，公司证照齐全，业务表面合法。

工作内容边缘：其工作性质纯属行政辅助（订票、报销），与“技术支持”、“支付结算”等帮信罪典型行为模式存在本质区别。

缺乏明知条件：作为一名普通员工，在未受任何行政处罚或刑事风险提示的情况下，难以预见其辅助性工作会与网络犯罪相关联。检察机关采纳了“主观明知”证据不足的观点。

2. 客观作用微：系从属、辅助角色

某某1在整个可能涉罪的活动中，地位次要、作用有限。他并非组织者、管理者或核心技术、财务人员，仅听从单一领导指令完成事务性工作，所获利益仅为固定工资，并未从犯罪活动中直接抽成或获取高额非法收益。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较低。

3. 证据链条薄弱：孤证难以定罪

本案除某某1本人供述外，无其他同案犯指认或实物证据能直接印证其参与了核心犯罪活动。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现行有效“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在缺乏印证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口供定案不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这一辩护意见为不起诉决定提供了坚实的程序法基础。

4. 法定从宽情节充分

自首：某某1在未被讯问、未采取强制措施前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依法可认定为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初犯、偶犯：无前科劣迹，此次涉罪系因法律意识淡薄、对工作性质认识不清所致，人身危险性小。

认罪悔罪、愿意退赃：到案后态度端正，深刻反省，并愿意退还所获工资收入，积极弥补社会关系。

三、 辩护策略启示：如何构建“情节轻微”的辩护体系

本案的成功辩护，为类似边缘性、辅助性参与案件的办理提供了清晰思路：

精准切割行为性质：将当事人的具体行为（行政辅助）与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行为（技术支持、支付结算等）进行严格区分，否定客观方面的符合性。

深入剖析主观认知：结合入职背景、工作环境、认知能力等因素，论证其不具备“明知”的主观故意，动摇犯罪构成的核心。

全面审视证据体系：不局限于实体辩护，充分利用证据规则，指出案件证据存在的重大缺陷，将“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落到实处。

综合评估社会危害：强调当事人角色的从属性、作用的微小性以及获利的固定性，论证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尚未达到必须刑罚处罚的程度。

四、 结语：司法的精准与温度

某某1案相对不起诉的决定，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生动体现。它表明，司法并非一味从严，而是精准区分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对于确实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案件，依法给予出路，体现了司法的理性与温度。

同时，该案也对社会公众，特别是广大职场人员敲响了警钟：在就业工作中，需增强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对工作内容的合法性保持必要警惕，避免在不知情中沦为犯罪活动的“工具人”。对于企业而言，更应强化合规管理，明确业务边界，保障员工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