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信罪新规“说人话”版：别光数卡了，先查清楚谁在犯罪

2025年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法发〔2025〕12号，以下简称《意见》）。这份文件共5部分16条，针对的是帮信罪实践中长期存在的1个老毛病：只要卡的数量够、流水够，就先把人定了再说。新规最根本的转向，是把认定重心从“数你手里有几张卡”拉回到“先查清楚你帮的人到底犯没犯罪”，同时把靠帮信吃饭的人和被裹挟进来的人分开处理。

1. 不能光看卡和流水：上游没查实，不能客观归罪

过去办案中容易出现的做法是，只要银行卡数量或流水触及某条线，就直接认定“情节严重”，进而定罪。《意见》明确要求：在涉“两卡”案件中，应当先行查证流入资金中被帮助对象涉嫌犯罪的金额等，是否达到了相关犯罪的入罪标准；防止仅仅因为行为符合“情节严重”1项条件，就一概认定构成帮信罪。用大白话说，你卡里流过的钱，得先能对应上某个真实发生、且达到了犯罪标准的案子。上游什么都查不实，就不能只凭流水数字把人推上法庭。这一条直接针对的是“客观归罪”的老问题，把定罪的基础从“数字达标”改成了“上游查实加数字达标”。

2. “明知”怎么推定：3种情形被明确写进规定

帮信罪要求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意见》在原有规定基础上，新增了3种可以推定为“明知”的具体情形，有相反证据的除外：非法提供电话卡批量插入设备，或者改号、虚拟拨号、网络地址自动切换、批量接码平台等工具；因涉诈等异常情形被金融机构、电信运营商限制或暂停服务后，仍然继续实施有关行为；事先准备应对调查的话术口径。这3种情形指向的都是“心里清楚自己在干坏事”的典型表现。尤其是“背话术”被写进规定，等于把提前编好说辞、准备对付调查这个动作本身，变成了证明力很强的证据。

3. 门槛重新划线：本人卡“3张加30万”，电话卡不再分你我

《意见》对涉“两卡”的“情节严重”标准做了整合调整。出售、出租本人银行账户、支付账户，需要达到3个以上，且账户流入资金30万元以上，才构成“情节严重”。也就是说，只卖自己卡的人，不能再因为“1张卡流水大”就被定罪，必须同时满足数量和金额2个条件。电话卡的标准则是：收购、出售、出租电话卡20张以上，不再区分是本人的还是他人的，一律够线。这个调整的思路很清楚：对底层卖自己卡的人抬高门槛，对收卡倒卖的“卡商”保持压力。涉“两卡”帮信犯罪占全部帮信案件的80%左右，门槛的每1寸移动，影响的都是大量边缘涉案人员的命运。

4. 帮信还是掩隐：提供卡是“递刀子”，动手转账是“擦血迹”

《意见》第7条要求综合考察主观明知的内容和程度、提供帮助的类型和方式，准确区分帮信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核心分界在行为发生的时间节点：帮信罪发生在上游犯罪实施过程中，是为犯罪“递刀子”；掩隐罪发生在上游犯罪既遂之后，是对已经到手的赃款“擦血迹”。仅仅提供银行卡，一般落在帮信罪的范围内；但如果后续亲自操作转账、套现、取现，或者配合刷脸转移资金，行为性质就可能变为掩隐罪。帮信罪最高刑3年，掩隐罪最高刑7年，这个区分直接决定量刑档次。新规的意图不是把提供卡的人都往重罪上推，而是把“只递了刀子”和“还动手擦了血迹”这2种不同危害程度的行为分开评价。

5. 严的方面更严，宽的方面更宽

《意见》在刑事政策上划了2条清晰的线。从严的方面包括：组织性、职业性、跨境协同实施的帮信行为，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骨干成员，利用职业便利的“内鬼”，以及利用“深度合成”等人工智能技术实施犯罪等情形。从宽的方面则指向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以及处于犯罪链条末端、参与时间短、获利少的人员：情节轻微的，一般应当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依法不作为犯罪处理；在校学生参照上述规定酌情从宽。换句话说，新规的严厉指向的是“靠帮信吃饭的人”和“用技术放大危害的人”，从宽指向的是刚踩到边缘、被裹挟进来的人。

归结到一句话：新规把帮信罪的认定从“数卡看流水”拉回到了“查上游、分角色、看情节”的轨道上。对办案机关的要求是先把上游犯罪查实，再结合行为人在链条中的实际位置来决定动不动刑罚、动多重的刑罚。卡的数量仍然重要，但它不再是唯一起作用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