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看了自己的律界江湖日记，看到自己在那起执行案件中，不屈不挠地抗争，看着自己在涉黑案中不顾审判长多次打断却不予理睬，想起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想起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古训。我想，因为坦荡，所以无畏，而那些问心有愧之人毕竟还有良知，还不至于报复。

所有的权利都不是老天赋予我们的，也不是当权者恩赐，而是不断抗争换来的。

2006年中秋，我拿证不满五年，律协要求执业未满五年的青年律师到武警训练营参加军训，封闭式的军训。

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佳节，对我而言，家人团聚比被关在军营封闭性训练更重要。所以，我当晚选择离开，回家与父母团聚。第二天早上，被律协秘书长（律管科副科长）以及律协惩戒委员会的当着众多律师的面训诫。我强压着怒火，没有爆发。也许这是我第一次没有采取正面冲突的方法，而是平静地对我的行为做了解释：律师是自由的职业者，不应该实行被动式的封闭培训。八月十五中秋节这样团圆节，我选择回家和家人团聚，违反了律协的规定，愿意接受批评。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何没有选择正面对抗，作出那样的忍让。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担心被惩戒，面对着把持年检关卡的律协，律管科，就算敢怒，也尚未达到剑拔弩张正面冲突的境界。

如果说，权利来源于抗争，那么，懦弱，就是看源于恐惧，对生存的恐惧，对失去自己喜爱的东西的恐惧！面对恐惧，怯弱就占据了主要地位。

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懈努力，现在再也没有当年那种初生牛犊的无畏，也没有了当年的恐惧。我知道刚则易折，太过强硬，容易折断。特别是几年前读了曾国藩的传记，读了曾国藩家书。所谓的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凡事都必须要有个度，过犹不及。所以对于各种贪欲，总会有所克制，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不计后果。在选择方式方法时，也更多地选择了曲线救国的方式，选择换位思考，站在裁判者角度来思考问题，提出裁判者能够接受的，对当事人最大利益的方法。

2017年的几个案件，都采用了折衷的方案。在这种大环境下，无罪判决那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许多时候明明就是确信无罪，而且选择抗争，但抗争的时候不再选择鱼死网破的方式，而是留有余地，所以最终获得较好的结果。我们面对强权，要有无畏的勇气，但还要有一定的智慧。一味地追求完美而死磕，有时往往无法实现理想的结果，还会让当事人遭受其害。

记得2010年左右，一起交通肇事案件，当事人一直喊冤，申请复核，结果对方直接起诉到法院，把复核程序给灭了。之后一再要求法院调取监控录像，一起重伤一人的事故，当事人竟然被重判两年有期徒刑。就算有心帮他上诉，重判之后的当事人已经不再信任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力，在你选择针锋相对抗争时，回击的力量往往是你无法承受的！因为自由裁量背后是公权力，律师也好，当事人也罢，在公权力面前都不过是蝼蚁一般。

所以，选择抗争的同时，一定要选择合适的方法，一定要有智慧，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任何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机械化复制技巧，是形而上学的。想着邓小平同志说的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原则性不退让，方式可以灵活运用，这就是执业十几年后的感悟。

想要坚持原则性不退让，就必须对相应的法律和事实都熟悉了然于胸，才能形成原则上的辩护思路。而如何实现辩护目的，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诉讼权利无法全部实现时，如何让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最大化，就需要我们掌握熟练的技巧。说到技巧，又要说起这几年的培训，说起为何对庭立方如此钟情。其实，庭立方教给我们就是技巧，而不仅仅是知识。

如果说所有的权利都是抗争得来，不是上天恩赐。那么选择抗争的技巧，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可能比针锋相对抗争获得的会更合适。律师，没有公权力为依靠，只能选择更好的技巧，在大原则不退让的前提下，选择一定策略上的退让，更能实现目的。

也许换在刚执业那时，可能还是不死不休地死磕到底。但后来，现在还是改变了策略。2017年第一个免刑的案件就是妥协的结果，如果不妥协，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判无罪那是中六合彩一样偶然，直接判处无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风险极大，当事人极不愿意。如果被定罪科刑，哪怕是缓刑，也要10万元以上的罚金，公职也可能无法保留。这个行贿案件定罪的证据存在严重瑕疵：在其他生效判决中认定当事人是某企业的实际掌控人，实际经营者，行贿是为了单位的利益。如果按照单位行贿来定，则不够立案追诉标准。但一旦认定单位行为，有可能单位的会计账就要被翻个底朝天，而且当事人的笔录中显示是个人行为。所以，最终妥协也是逼不得已。当然找出其中单位和个人行贿的区别，给法院裁判时造成相当的困难。最终，认罪认罚，法院判处免刑，取得了控辩审三方的合意。

一味采取针锋相对的抗争，有可能遭受到来自公权力为倚靠的反击。我相信所有的执法者都会有基本上的良知，只要方法得当，他们不至于泯灭自己的良知。当然，无法排除还有一些受到各种影响引起的不公判决。现在的我，学习辩护中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