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华宗律师
律师观点分析
一、 基本案情：一个“车队”的套现犯罪
我的当事人（以下称“被告人A”）与其他三名被告人（B、C、D）及在逃人员E等人，被指控犯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简单来说，他们组成了一个流动的“车队”，在明知是电信诈骗等犯罪所得资金的情况下，通过一个精巧的套路，将诈骗来的“电子钱”在实体商铺里换成现金，并转移给上游犯罪团伙。
他们的作案手法大致如下：由E作为“车头”，带领B、C、D等人，流窜于四川省内多个市县的茶楼、酒店。他们以“打牌需要换现金”为借口，与店家沟通换现。在确定店家愿意且能够操作大额换现后，他们测试店家的收款码，并将收款码通过加密聊天软件发送给上线。诈骗团伙诱骗被害人将钱直接扫码支付到这些无辜店家的账户。支付成功后，A或E将付款截图发给在现场的同伙，同伙们便持截图向店家套取等额现金。最后，现金汇集到A手中，由A扣除“车队”成员每日300-400元的“工资”及开销后，将剩余赃款上交。
经查明，在2024年6月至7月间，这个“车队”以上述方式作案22起，套现转移诈骗资金总计近18万元。其中，我的当事人A被指控参与全部22起，涉案金额17.8万余元；其他三名被告人分别参与部分，金额在4.5万至10.8万元不等。
二、 我的代理工作与核心辩护策略
作为A的辩护人，我深知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且我的当事人在整个犯罪流程中处于组织、联络、结算的关键位置。因此，我的辩护策略并非做无罪辩护，而是在承认基本事实和罪名的前提下，采取“罪轻辩护”策略，核心目标是为当事人争取最轻的刑罚。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积极沟通，促成“认罪认罚”基础：在审查起诉阶段，我便与当事人及公诉机关进行了充分沟通。在详细解释相关法律规定及可能的后果后，我的当事人自愿表示认罪，并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这为整个案件适用从宽处理程序奠定了法律基础，是后续一切从宽情节的起点。
全力主张“从犯”地位，争取法定从宽：尽管公诉机关指控A为主犯，但在庭审中，我仍然从事实细节出发，为其进行了“从犯”辩护。我向法庭指出，A虽然负责招募人员、结算费用，但整个犯罪的策划、与上线诈骗团伙的直接联系、具体的套现地点选择和执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逃人员E。A更多是听从上线的安排，起到辅助和次要作用。我恳请法庭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地位，对其认定为从犯，以依法获得“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机会。虽然法庭最终未采纳此点，但通过辩护，我向法庭全面呈现了A在犯罪各环节的作用，为其并非最核心策划者的事实留下了记录。
系统梳理并突出所有法定、酌定从宽情节：这是我辩护工作的核心。我向法庭重点强调了A具备的多个从宽处罚情节，形成一个有力的“情节组合”：
坦白情节：A到案后，能够稳定、如实地供述自己及同案犯的全部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查，依法构成坦白。
认罪认罚：A在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均自愿认罪认罚，态度诚恳，节约了司法资源。
供述上线线索：A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其上家F的部分情况，虽然最终未被法庭认定为“立功”，但这一行为体现了其配合侦查、力求揭发上游犯罪的意愿。
积极退赃退赔：在案发后，我的当事人A及其家属积极筹款，自愿退赔了人民币10100元，并退缴了其个人违法所得4900元。这是悔罪态度最直接的体现，有助于弥补被害人损失，降低社会危害性。
提出具体量刑建议，引导法庭裁量：综合以上从宽情节，我在辩护意见中明确请求法庭对A从轻处罚。虽然公诉机关给出的量刑建议（一年两个月有期徒刑）已考虑了部分从宽因素，但我通过庭上陈述，进一步强化了这些情节在法官心证中的分量。
三、 案件结果：从宽情节获采纳，当事人获相应刑罚
法院经审理，最终作出判决：
定罪量刑：被告人A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刑期在折抵已被羁押的335天后，实际执行期至2026年3月5日止。
对辩护意见的采纳：法院在判决中明确确认，A具有坦白、认罪认罚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从宽处理。同时，判决书中列明了其退赔15100元（含自愿多退部分） 的事实。这些正是我辩护意见中重点强调的内容，并最终体现在了量刑结果中。
关于主从犯的认定：法院未采纳我提出的“从犯”辩护意见，结合A在组织“车队”、测试收款码、结算赃款等方面的行为，认定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
其他判项：责令A与其他被告人共同退赔被害人损失；作案所用手机予以没收。
总结
在本案中，我作为辩护人，面对当事人被控为主犯且涉案金额较大的情况，采取了务实、专业的辩护策略。我的核心作用在于：通过有效沟通促成当事人认罪认罚，为案件从宽处理打开大门；在庭上系统、有力地为其主张了坦白、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等多重从宽情节，并成功使这些情节被法庭确认和采纳，从而在法定刑幅度内为其争取到了相对较轻的刑罚。 虽然“从犯”的辩护意见未被采纳，但通过全面的罪轻辩护，我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其认罪悔罪的态度和弥补损失的行为获得了法律的正面评价，实现了有效辩护的目标。此案警示，任何为上游犯罪“洗钱”、“套现”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