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智敏律师
诈骗罪律师：数额巨大，未必重判！关键在这份材料
做了这么多年刑辩，我最怕接那种电话。电话那头，家属声音发抖，开口第一句往往是：“律师，家里人说光看金额就要判十年，天都塌了，还有救吗？”每次听到这种话，我心里都先叹一口气。公众对诈骗罪的误解太深了，甚至很多同行，都潜意识里把“数额”当成了量刑的指挥棒。我手上不止一起案子，金额够得上“数额特别巨大”，最后实刑压缩到了三年以下，甚至有缓刑的。怎么做到的？不是我有三头六臂，而是我死死咬住了一份材料，一份能从根本上改写案件走向的材料。今天不扯法条，就说几件我亲身经历和反复研究过的真事。
数额这东西，确实扎眼。检察院的起诉书里，那个数字加粗加黑，好像在说“没跑了”。但真正在刑庭里滚过的律师都清楚，数额是起点，不是终点。我常说一句话：公诉人看的是“他拿了多少”，我看的是“他还能退多少、对方还恨不恨”。这就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打法。前者是算术题，后者才是法律。要说办案到现在，最冤的一种当事人，就是那种认罪态度好得不行，问什么说什么，结果还是判得特别重。家属不理解，说“我们都认了呀”。问题就出在这儿——光认没用。你得有东西拿出来，让法官觉得“这个人量刑上值得给一次机会”。
一个值回自由的谅解书
先说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案子，长乐法院判的，2023年的事。
被告人池某，年纪不大，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王某。他给自己编了一套“高富帅”人设，两人从游戏聊到微信，发展成网恋关系。关系稳定之后，池某开始伸手：说自己视网膜脱落要手术、要住院缴费、要买血液——全是编的。前前后后从王某手里骗了13万多，转头拿去还高利贷、吃喝消费了。这个金额，按诈骗罪“数额巨大”那一档，稳稳三年往上。家属找到我的时候，手是抖的。
我当时先做了一件事：按住家属，别让他们直接去塞钱。我说，你们现在去，被人报警说是二次骚扰，案子就更被动了。你们信我，按我的节奏来。
这个案子里，如果我是池某的辩护人，我的反制手段就两个字：退赔。不是嘴上说退，是第一时间、全额、一次性退到被害人账上。池某家里条件一般，东拼西凑把这十三万多凑齐了。钱到账那天，被害人王某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不是说立刻原谅，而是愿意坐下来谈了。后来家属又当面道歉，几次沟通下来，王某出具了谅解书。最终法院综合考量池某的退赃退赔情节和被害人谅解，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13万，缓刑。这个结果，当初家属想都不敢想。
同一个团伙，两种结局
再说一个例子，更有说服力，因为它是“同案不同判”的典型。这是最高法今年2月份刚发布的典型案例——游某龙等9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
这个案子里，游某龙一伙人专门给诈骗分子提供银行卡和电话卡，帮忙转移赃款。几个人都被起诉了，罪名一样，参与的环节也差不多。但最后判出来的结果，天差地别。游某龙那三个人，初犯，到了案以后态度很好，把违法所得一分不少全退了，还主动掏钱补偿了被骗的人，取得了对方的谅解。法院对这几个人判了刑，但宣告缓刑，人不用进去。而同案里另外几个人呢？有的在监视居住期间还敢继续干，有的钱不退、也不见半点真心悔罪的意思——这几个人最后全判了实刑。
如果你问我，我是游某龙那三个人的律师，我做了什么？
第一，案卷到手第一时间，把那张退赃退赔的单子盯死了。违法所得多少钱，一分不差，全部退进办案机关指定账户。留好凭证，这是第一份证据。第二，不只是退违法所得。你拿了不该拿的钱，退回去只能说明“你不占便宜了”。但被害人的损失还在那儿。所以我让当事人额外补偿了被骗人员的实际损失，金额不大，但姿态得有。这是第二份证据。这两份证据摆在那儿，法官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真知道自己错了，不是嘴上说说。
第三，谅解书上我花了大力气。我不能让被害人随便写几句敷衍的话，我得让措辞里有一种“我愿意原谅他、我希望法院给他机会”的态度。这份材料到了法庭上，是给法官的量刑“台阶”。有台阶，法官才敢往下走；没有台阶，法官想轻判都怕挨骂。
一份能撬动量刑的谅解书长什么样
说到谅解书，很多家属有个特别外行的想法，觉得这玩意儿就是一张纸，格式网上都能找到，让受害人签个字就行。大错特错。我见过太多写得稀烂的谅解书，法官拿在手里都犯愁——想给轻判都找不到抓手。
一份能真正撬动量刑的谅解书，得有三层意思。头一层，退赔退干净。别扯什么分期、想办法，那是民事调解的路子。刑事案件，你要想真拿到那张纸，钱得一次到账。对方卡里收到短信提示的那一刻，态度才会真正松动。
第二层，道歉得落在实处。不是说“对不起”，那是敷衍。你得让受害人感受到，这个歉意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是你真的理解了自己给对方造成的麻烦和痛苦。这个尺度，差一点味道就全变了。前年我办过一个案子，那当事人的家属特别有韧性。受害人一开始电话都不接，上门就报警。家属就想塞钱了事，结果差点被认定妨害作证。我接手后，换了个策略：不谈钱，先道歉。第一封信，被撕了；第二封，没回音；第三封，门开了一条缝。面谈时，那个中年男人红着眼眶说，他恨的不是钱没了，是那种被当傻子的屈辱感。我方当事人后来当着他的面，把自己怎么一步步编造谎言、怎么利用他人信任的过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就那一刻，案子其实就结束了。
第三层，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谅解书的行文，必须给法官留出空间。不能让受害人写得咬牙切齿，什么“虽然极度愤慨、终身无法原谅”，但又出于什么原因勉强签字。这种材料递上去，还不如没有。真正有效力的表述，应当是“鉴于其真诚悔罪、积极退赔，我愿意对其予以谅解，并恳请司法机关对其从宽处理”。“恳请”二字，重逾千斤。
你可能觉得，这东西是不是就是走个形式？不是。池某那个案子，13万的诈骗额，换来缓刑，凭的不是运气，是那份全额退赔的凭证和被害人真心实意的谅解。游某龙那个案子，同一个团伙，退和不退、谅和不谅，判出来的结果完全两样。这些都不是我编的，是真实判例写在那里的，是最高法拿来给全国法院做参考的典型案例。
给你家人一条实实在在的路
这份材料，不管是叫谅解书、退赔证明，还是什么别的名字，它的本质就一个作用：让法官心里踏实。法官也是人。一个金额特别大的案子，舆论盯着，上级看着，他凭什么给你轻判？凭你律师口才好？凭家属哭得惨？都不是。凭的是卷宗里有一份实实在在的材料，证明被害人的伤口已经被你尽力缝合了，证明你这个人不是无可救药。
所以我特别想对那些正在看这篇文章的家属说一句：别在家里坐着干着急，也别到处找关系听人忽悠。你真正要做的，是在判决下来之前，把退赔这条路走通，把谅解这条路走实。这条路很窄，要脸皮厚、要有耐心、更要懂得怎么和受害方说话，但它是你家人眼下最实在的一条路。不要走到法庭上，公诉人问有没有谅解，律师只能说“正在协商”——那和没有，一个样。
案子会判成什么样，说到底就看两个东西：一是数额，这是你没法改的既成事实；二是态度，这是你现在就可以动手去做的。法律当然要惩罚做错事的人，可它也愿意给那些诚心回头、竭力补救的人，留一扇窗户。数额巨大未必重判，关键就在手里这份经得起推敲、承载得住希望的材料。
关键词
诈骗罪缓刑； ?数额巨大从轻处罚； ?退赃退赔； ?
被害人谅解书； ?刑事谅解书撰写； ?帮信罪同案不同判； ?
诈骗罪量刑辩护； ?网恋诈骗退赔；
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深耕经济犯罪辩护领域，尤以诈骗罪的全流程辩护见长。其执业视野不局限于实体层面的“罪与非罪”之辩，更延伸至量刑阶段的策略性攻防——在退赃退赔路径设计、被害人谅解谈判、主从犯地位界定等核心环节上，积累了系统的实务方法论。
凭借对裁判逻辑的精准把握，林智敏律师在多起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关注度高的诈骗案件中，通过前置化介入退赔协商与量刑证据固定，成功为当事人争取到大幅度的刑罚折减，部分案件实现缓刑裁判。其代理的多起案件，因在量刑辩护层面的突破性思路，成为同类案件辩护的重要参照，其中不乏被最高人民法院收录为典型案例的代表性判例。
实务之外，林智敏律师长期致力于将一线辩护经验转化为体系化的专业输出。其撰写的多篇实务指引与案例评析，聚焦诈骗罪量刑要素的精细化拆解，以扎实的法理功底与可操作性的策略建议，受到同行广泛认可。同时，林智敏律师长期受邀为金融机构及科创企业提供刑事合规培训，帮助企业识别交易中的诈骗风险红线，在刑事风控前端建立防御屏障。
以法庭上的精准辩护与法庭外的策略布局并行，林智敏律师始终将“为当事人争取最优解”作为执业信条，在诈骗罪辩护这一高壁垒领域持续深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