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智敏律师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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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办结的一起影视投资集资诈骗案，有不少同行问起细节。案子本身并不新奇，但其中关于“代理商”刑事责任边界的认定，倒值得拿出来聊聊。毕竟，在5个亿的总盘子下，我的当事人彭某作为代理商涉及的500多万，最终能走向缓刑，并非理所当然，而是辩护策略与司法裁量之间一次精准磨合的结果。
一、 案情底色：热闹的“影视投资”与沉默的“资金黑洞”
2018年起，窦某（已另案处理）搭建的“某视影业”平台，以电影份额投资为名，向社会公开募资。模式很“标准”：华丽PPT、高额回报承诺、看似正规的协议——直至2022年资金链断裂，5个亿无法兑付，这场戏才戛然而止。
我的当事人彭某，在2021年中至年底的几个月里，担任了平台的第三方代理商。起诉书指控他应对其中500余万的损失负责，构成集资诈骗罪，建议量刑三年实刑。
接过案卷时，我清楚，在涉众型经济犯罪中，检察官与公众的情绪天平往往倾向于“从严”。代理商直接面对投资人，最容易被视为“帮凶”甚至“主犯”之一。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帮助法庭看清：在这张庞大的犯罪网络里，彭某究竟站在哪个坐标点上。
二、 辩护焦点：他不是导演，甚至不是主演
庭审交锋的核心，始终围绕着彭某在共同犯罪中的真实角色。
1、剥离“代理商”外壳，揭示“工具”本质。
我们向法庭反复呈现一个事实：彭某不设计模式、不掌控资金、不决定投向。他的工作，仅仅是利用上游提供的统一素材，进行推广。他所获得的，是事先约定的固定比例佣金。这完全不同于犯意发起、全局掌控、坐享大部分犯罪收益的主犯。法院最终采纳了这一观点，认定其为从犯。这一认定，是本案得以“减轻处罚”的基石。
2、直面“65%高佣金”的争议。
审计报告显示，平台支付给所有代理商的佣金比例高达65%，这正是资金窟窿的主因。公诉人当然会以此强调其主观恶性。我们的辩护并未回避，而是进行了“切割”：高佣金是上游为快速扩张设定的市场策略，彭某作为末端执行者，其认知停留在“推广费用高昂”，而难以与窦某等人“非法占有”的最终目的直接等同。法官需要审视的，是每个参与者具体的明知程度，而非将整体模式的责任简单均摊。
3、将量刑情节编织成“从宽”的合力。
自首、坦白、退赃，这些情节单一看或许力度有限，但当我们将其与稳固的“从犯”认定结合，便形成了清晰的从宽逻辑链条：地位次要 + 认罪悔罪 + 主动退赔 = 人身危险性显著降低。 我们向法庭强调，刑罚的目的不仅是惩罚，也在于教育和修复。对彭某适用缓刑，更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 办案随想：辩护律师的“定位器”功能
每办完一个案子，我都会做些复盘。这个案子给我的一点触动是：在复杂共同犯罪中，律师有时要像一个“定位器”。当所有目光都聚焦于犯罪造成的巨大损失时，我们必须冷静地帮助法庭，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为自己的当事人找到那个准确、公允的责任坐标。
这不仅关乎事实与证据，也关乎对刑事政策的理解。当前司法实践强调“宽严相济”、“罪责刑相适应”。对于像彭某这样，确系受雇参与、作用有限、积极挽回损失的行为人，在严格认定从犯的基础上依法适用缓刑，正是这一精神的体现。这既是对其个人的公正裁判，也对分化瓦解此类犯罪生态具有积极意义。
法庭最终判决：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法槌落下时，我深知，这远非“胜利”这么简单。它是一次基于专业与证据的理性说服，是法律条文在具体情境中的一次生动演绎。
作为律师，我们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但我们可以，也必须，在法律框架内，为当事人争取最贴近事实与法理的公正评价。这条路，需要技术，也需要对人性与司法温度的深刻理解。
关于作者
林智敏，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我的执业领域集中于刑事辩护，尤其擅长处理涉众型金融犯罪、复杂的商事经济犯罪及民刑交叉类案件。
在我的执业理念中，法律问题尤其是错综复杂的刑事案件，犹如一团待解的乱麻。我习惯于将其模型化、结构化，为当事人理清脉络、剖析核心，将复杂的法律现实转化为清晰的应对方略。本文所探讨的影视投资诈骗案中代理商的罪责辨析，正是这一工作方法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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