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2019年11月上旬，周某奇伙同尤某杰在杭州某职业技术学院设立学生兼职微信群，发布招聘话务员的消息，要求应聘学生到附近营业厅办理电话卡并将卡上交。周某奇、尤某杰以上述方式购得刘某欣等20余名学生办理的实名制电话卡75张，每张卡支付给学生人民币几十元至一百元不等的费用。
2019年11月中下旬，周某奇、尤某杰又通过类似方式招募了石某行等130余名社会人员，用大巴车将他们从河北省带至北京市办理400张左右实名制北京电话卡并收购，每张卡支付人民币几十元的费用。
周某奇、尤某杰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将上述电话卡出售供他人使用，违法所得人民币12万余元。上述电话卡通过非法途径流出境外，犯罪分子使用其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骗取被害人李某等10余人钱款共计人民币200余万元。
二、诉讼过程
2020年3月3日，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以周某奇、尤某杰涉嫌诈骗罪，移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9月21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对周某奇、尤某杰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提起公诉。同年12月18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周某奇、尤某杰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针对本案犯罪分子向学生、社会人员大量收购实名制电话卡的情况，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一方面向相关学校制发检察建议，提出加强教育管理的意见；另一方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走进学校、工地、城乡结合部，对青年学生、打工人员、无业人员开展警示教育，引导树立正确的就业观，防止落入“犯罪”陷阱。
三、典型意义
（一）涉“两卡”违法犯罪问题突出，社会危害严重。当前，非法出售、出租电话卡、银行卡（简称“两卡”）问题较为突出。不少犯罪分子将收购的“两卡”作为犯罪工具，用于骗取被害人资金或转移赃款，掩盖犯罪事实，逃避司法机关追查。这种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严重侵蚀社会诚信根基，必须从源头管控，从严打击防范，多管齐下，坚决遏制“两卡”泛滥，防止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滋生蔓延。
（二）积极开展“断卡”行动，全力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为遏制涉“两卡”类犯罪，2020年10月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部署开展“断卡”行动，依法从严打击非法出售、出租“两卡”违法犯罪活动，重点打击专门从事非法收购、贩卖“两卡”活动的犯罪团伙，以及与之内外勾结的电信、银行等行业从业人员。检察机关要加强协作配合，会同相关部门，依法查办涉“两卡”违法犯罪团伙，联合整治涉“两卡”犯罪猖獗的重点地区，推动惩戒涉“两卡”违法犯罪失信人员，全力斩断“两卡”开办贩卖的黑灰产业链，坚决铲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滋生的土壤。
（三）提升法治意识，防止被犯罪分子所利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手机卡、银行卡仅限于本人使用，不得非法出租、出售。一旦出租、出售，轻则泄露个人信息，受到限制办卡等信用惩戒或行政处罚，重则可能涉嫌犯罪。社会公众要提高防范意识，切莫贪图小利，成为犯罪的“帮凶”。一旦发现涉“两卡”犯罪线索，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若已实施非法出租、出售、购买“两卡”的违法犯罪活动，必须立即停止，主动投案自首。各电信运营商、银行应当加强营业网点管理，加强内部人员教育和监督，严格防范内外勾结、规避管控的行为发生，防止非法“两卡”流入社会。
一、基本案情
2018年1月至9月，林某甲以杭州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名义，在未获得支付结算业务资质的情况下，伙同林某乙、张某等人，以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为接口，自建非法“第四方支付”系统。林某甲等人通过向他人收买、要求本公司员工注册等方式收集大量无实际经营业务的空壳公司资料（包括工商资料、对公银行账户、法人资料等），利用上述资料在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注册数百个公司支付宝、微信等账户，再将上述账户绑定在其自建的支付平台上，实现资金的非法支付结算。
上述非法“第四方支付”系统与境外赌博网站联通，协助资金支付转移。赌客在赌博网站点击充值后，赌博网站即向该系统发送指令，系统随机调用已接通的空壳公司支付宝、微信等账户，与赌客间生成一笔虚假商业交易（如购买电子书等），并给赌客发送收款码。赌客扫描收款码支付赌博资金，资金直接进入空壳公司支付宝、微信等账户，再转移到空壳公司的对公银行账户，经过层层转账后，最终转入赌博平台实际控制的账户。
林某甲等人以上述方法为境外赌博网站等非法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结算金额共计人民币46亿余元。
2018年12月11日，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网络警察分局以林某甲等8人涉嫌开设赌场罪，移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追加认定17家空壳公司账户为涉赌账户并予以冻结，犯罪数额从人民币30亿余元增加至人民币46亿余元，追缴涉案资金人民币6000余万元。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林某甲等人的行为同时构成开设赌场罪和非法经营罪，按照想象竞合从一重处断的原则，应当以处罚较重的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2019年6月19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对林某甲等8人以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2020年6月18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林某甲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千万元，对林某乙、张某等其他7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七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至七百万元不等。2020年6月22日，林某甲等人提出上诉。2020年9月1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一）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日益成为网络犯罪资金流转通道，危害经济金融安全。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为获取非法利益，在未取得国家支付结算许可的情况下，违反国家金融管理制度，以正常商业交易为掩护，依托正规第三方支付平台，利用收集的大量支付账户，短时间内快速流转资金，导致支付结算活动“体外”循环。这些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的存在，不仅极大地便利了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资金流转，成为网络犯罪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还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威胁金融安全，必须依法严厉打击。
（二）坚持全链条打击，斩断非法支付结算通道。犯罪分子搭建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时，为规避国家监管，往往会大量收购银行卡、收款二维码、对公账户等形成“资金池”，伪造正常商业交易层层转账，以掩盖犯罪事实。尤其是对公账户可信度高、交易额度大，更为犯罪分子所青睐。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的存在，催生了工商资料、对公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买卖的黑灰产业链。对此，要坚持源头管控、综合治理。既要严厉打击非法支付结算的行为，又要深挖线索，一体化打击买卖工商资料、对公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的关联违法犯罪。对于不构成犯罪但违反行政法规的，及时移送行政机关加大行政处罚力度，摧毁整个违法犯罪链条。
（三）依法开立、使用支付账户，自觉防范抵制洗钱风险。社会公众要提高法治意识、风险意识，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注册空壳公司、出售工商资料、对公账户等，否则就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银行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在账户开立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客户身份识别、风险防控和“反洗钱”的各项要求，加强对公账户内大额资金流转的监管，有效防范违法犯罪的风险。
2017年11月至2019年8月底，深圳云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某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某等人在与多家手机主板生产商合作过程中，将木马程序植入手机主板内。装有上述主板的手机出售后，吴某等人通过之前植入的木马程序控制手机回传短信，获取手机号码、验证码等信息，并传至公司后台数据库，后由该公司商务组人员联系李某理（在逃）、管某辉等人非法出售手机号码和对应的验证码。期间，云某公司以此作为公司主要获利方式，通过非法控制330余万部手机并获取相关手机号码及验证码数据500余万条，出售这些数据后获利人民币790余万元。
其中，李某理等人向云某公司购买非法获取的手机号码和验证码后，利用自行开发的“番薯”平台软件贩卖给陈某峰等人。陈某峰等人将从李某理处非法购买的个人信息用于平台用户注册、“拉新”、“刷粉”、积分返现等，非法获利人民币80余万元。管某辉从云某公司购买手机号码和对应的验证码后，也用于上述用途，非法获利人民币3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19年12月31日，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公安局将本案移送新昌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0年6月19日，新昌县人民检察院对吴某等5人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陈某峰、管某辉等14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2020年11月18日，新昌县人民法院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分别判处吴某等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年至四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陈某峰、管某辉等14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三、典型意义
（一）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网络犯罪日益高发，获取信息方式日趋隐蔽。当前，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现象屡见不鲜，手段花样翻新，往往成为网络犯罪的必备前置程序。违法犯罪分子有的通过手机APP、电脑软件，有的通过搭建钓鱼网站、发送木马链接，有的则在手机、智能手表、路由器等硬件设备的生产环节植入病毒程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这些行为侵害了公民个人隐私和人身、财产权利，滋生大量网络违法犯罪，社会危害巨大。
（二）依法严厉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随着网络技术发展，逐步扩展到人脸、虹膜等生物识别信息，以及网络支付账户信息等，而且其范围仍在逐步扩展。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上述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应当依法严厉打击。
（三）提高个人防范意识，规范企业行业数据收集使用。社会公众要提高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不轻易点击、下载来源不明的链接和程序，务必在正规商店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电子设备，不轻易向外透露个人信息。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从网络硬件的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规范数据收集，规范网络平台、APP软件等收集、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监督相关企业建立数据合规制度。
2017年12月，时某祥谋划成立亚泰坊传销组织，委托深圳华某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赵某宝等在互联网上搭建亚泰坊传销平台。2018年上半年，时某祥等人通过召开会议、路演、微信群等方式公开宣传平台奖励制度，在宣传过程中假借国家“一带一路”政策，虚构海外投资项目，在无任何实际经营活动的情况下，谎称境外金融公司授权平台发行亚泰坊币，可信度高、收益高。投资者如要投资亚泰坊币，需要通过上线会员推荐并缴纳会费，才能成为亚泰坊平台的会员。会员按照推荐发展的顺序形成上下层级关系，可发展无限层级，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会员的投资提成作为主要收益方式。同时，时某祥安排组织成员在境外某数字资产交易平台上线亚泰坊币进行公开交易，并用收取的会费控制亚泰坊币在平台上的交易价格，制造投资亚泰坊币可以赚钱的假象。
截至2018年6月11日，亚泰坊平台共有会员账号41万余个、会员层级108层，收取会费共计人民币6.3亿余元。此外，2018年4月，时某祥套用亚泰坊平台组织架构，发展“码联天下”传销平台会员，涉案金额共计人民币1.8亿余元。
二、诉讼过程
2018年10月20日，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时某祥等15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移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9年1月15日，以深圳华某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补充移送审查起诉。2019年2月21日，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对时某祥等15人及深圳华某未来科技有限公司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提起公诉。2019年11月8日，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分别判处时某祥、赵某宝等1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年至六年十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判处深圳华某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对扣押、冻结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时某祥等12人提出上诉。2020年4月23日，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上诉人时某祥等4人撤回上诉，驳回其他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一）依法严厉打击以金融创新为名实施的新型网络犯罪。近年来随着区块链技术、虚拟货币的持续升温，一些犯罪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假借国家对外政策，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迷惑性很强，危害性巨大。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要坚持“穿透式”审查理念，结合行为方式、资金流向、盈利模式等，分析研判是否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准确区分金融创新与违法犯罪。构成犯罪的，依法严厉打击。
（二）准确认定传销活动行为本质。随着网络技术发展，传销活动借助网络技术，作案更加便捷，传播速度更快。但归根结底，传销的本质特征没有变，仍然是要求参加者缴纳会费或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要揭开“网络”“技术”外衣，认清行为特征，依法准确认定传销犯罪。
（三）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各类投资陷阱。在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概念、新渠道面前，广大群众切忌盲目跟风。要深入学习国家法律和相关政策，充分了解投资项目，合理预期未来收益，合理控制投资风险，谨慎作出投资决定，远离传销组织和非法集资活动，一旦发现上当受骗，应立即退出、及时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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